由于我国现行税制设计时，税收实际征收率不高，为实现增收目的出现了高名义税负和低实际税负的罕见特例。随着税收实际征收能力的提升，百姓实际承担的税负逐渐接近税制规定的名义税负，因此近年企业和居民普遍感觉税负加重，福布斯2005年称中国税务负担排名全球第二。（9月26日《人民日报》）

　　当下最热闹的最美好的一个宏观语汇叫“全民分享改革成果”。王小波说过，“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因此，如何让“沉默的大多数”在改革的图景中感受幸福就成了制度层面的大事——而“税负痛苦指数”显然是一把比“幸福指数”更显忠言逆耳的尺子，正如函数和反函数的关系一样。民众对“税负”的感受其实是一种“比较效应”下的心理延伸，至于专家论述的“高名义税负和低实际税负”的复杂 博弈，那已然不是老百姓能理解的范畴，抛开“福布斯2005年称中国税务负担排名全球第二”的真伪不说，有一点是确切的：制度话语下的“低实际税负”和坊间感受上的“高实际税负”已然成了刺向“幸福指数”的一种断裂，那么，究竟是什么断裂了我们的“税负痛苦指数”呢？

　　一是税收增长上演“生死时速”带来的“挤出效应”增加了相关企业和个人的“痛苦”感受。今年上半年的税收增速达22%，比经济增速高出一倍。这个速度并非偶然，是一种“平稳高速”，也就意味着财政以税收的形式快速分享着GDP的蛋糕。于是高速税收下的“挤出效应”带来三个结果：一是让更多的资源通过再分配配置到政府部门，间接降低了企业产能、压缩了居民消费水准；二是刺激了政府财政投资支出的扩张，客观上降低了民间投资活力与财富积累；三是在重化工业时代，生产型增值税具有明显的累进性特征，影响工业化进程。尽管国税总局说只要投资能够持续地非理性上升，税收上升就正常，但起码“税收来源与GDP核算内容的不对称”，不正好反过来说明税收弹性需要改进、税制没有契合经济现存吗？

　　二是税收的公共服务逻辑没有得到理想回应，导致民众在“税负”总量和方向上找不到平衡感。税收的法理逻辑是国家公权力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政组织方式，但是与高速增长的税收相呼应的却是“GDP崇拜”下公共服务的边际递减：国民教育、社会福利、医疗卫生等被当作“发展代价”被省略或打折；譬如买房难、看病难、上学难等显性公共问题得不到财政的温情回应，作为其主要来源的税收自然难免被老百姓原罪。就税收政策自身而言，其辐射效应也相当不透明，譬如税收被当作打压房价的工具，我们却关注不到“打压的税收”之走向。税收与福利没有透明的正相关，再加上公众对“税负公平”的惯性失望（财政浪费性的行政支出，公共服务的捉襟见肘）、征税成本的高昂（税务人员的高福利）……“税负痛苦”就这样飚升上去了。

　　电影《求求你，表扬我》中，记者王志文问农民工范伟：什么是幸福？范伟答：幸福就是我饿了，看见别人拿了个肉包子，那他就比我幸福……“世界第二”还是“倒数第二”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老百姓的“税负感受”。据说公共财政的合理运行状态叫“林达尔均衡”：每个人共同面对的公共物品产出量和每个人付出的税额在边际上相对应。 “我制定的政策是为国家利益服务，而不是为了满足大喊大叫的少数人。”如果大多数人感受“痛苦”了，那么，起码除了迫切地论证“他们不痛苦”之外，追求经济社会构架的均衡、税负与福利相对等的公平可能更重要、更迫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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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