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

　　在新农村建设中，究竟应该发育农民组织还是应该组织农民？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一种观点：如果农民不合作，就要让他们边缘化，就要利用外部强制力将他们组织起来。对此我有以下三点看法：

　　第一，合作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是永恒的主题。有人认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成为原子化的农民，所以要将他们组织起来是不可能的。这种说法并不成立，其实原子化的农民仍然存在合作，在农村家庭内部、邻里之间、社区内部，在红白喜事、农忙生产期间，农民都存在合作。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有两种存在形态：合作和冲突。事实上，合作是常态，冲突是非常态。

　　合作不一定要有组织，过去农民之间的合作是非组织性的合作。这种合作是低成本合作，在没有足够收益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选择成本较低的非组织性合作。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已经被卷入市场和社会，现在的农民已经成为社会化小农，甚至和全球都联系起来。这意味着农民已经进入了一个不稳定、高风险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农民犹如一叶扁舟，既不能扬帆远航，又不能抗击风险。传统的社会中，付出劳动就一定有收益，然而在高风险的社会里，付出劳动也不一定有收益。因此，为抗击风险，农民需要合作。国家保护农民，鼓励农民合作，但不意味着要国家干预；农民要合作，但不一定要农民合一。

　　第二，合作是农民自我的选择，是致富的手段。有人认为，农民天生擅分不擅合。我看，不管分还是合，都源自农民利益的需要。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农民之所以分分合合，取决于他们的饥饿逻辑和过好日子的逻辑。上世纪50年代的农民合作，更多是“包办婚姻”，采取的是政社合一的形式，通过外部的强制力进行整合。其目的是为了方便从农村吸取资源，国家目标是合作的终极目标。这显然和农民的利益不一致。这种合作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服从，弱化了农民自我组合的能力。今天，我们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新时期，国家要支持农村的发展，就需要发育农民组织。我国的农民合作经历了一个分散——统一——分工——合作的过程。

　　第三，农民合作已进入了跨地域的层次。我国上世纪中叶的集体化运动是一种社区内部的合作，是穷帮穷、富帮富，大家共同过穷日子的合作。许多农民之所以怕提合作社，是因为他们曾经有过一段痛苦的历史记忆。

　　农业集体化带来的是农村经济的合作，是社区内的合作，而当前的农民合作是社会化的合作，是在市场化大背景下的合作。农民的利益延伸到哪，农民的合作就发展到哪，这是一种共同过好日子的合作，它可能跨出社区延伸至全国。这种合作不排斥分工，它是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合作。这种合作不但有农民参加，还可能有更多的要素和资本补充进来。

　　因此，我认为：农民需要合作，农民一定是合作的主体；农民合作需要组织，但组织一定要是农民的自愿行为；农民合作组织不排斥专业分工。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