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万里的名言和30年代恰亚诺夫冤案

　　“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和封建残余的结合，可是个大祸害。”（万里：《如何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万里文集》第54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万里的这句沉甸甸的名言从理论上深刻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70年发展历史中出现许多血的教训的根本原因，回答了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先进的共产党领导下为什么会发生一些令人震惊和难以置信的蠢事和惨剧的问题。难怪万里同志1986年12月在京西宾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和阐述这个精辟观点后，立即博得全场长时间的极为热烈的确实是发自内心的掌声。群众对这个观点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认为把问题说透了。

　　苏联恰亚诺夫的悲剧深刻地证实了僵化的教条主义和封建残余相结合确实是大祸害。作为苏联列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恰亚诺夫院士在20年代提出了社会主义苏联农业经营体制的发展方向是：中小型家庭农场加纵向的合作社。30年代苏联的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批判恰亚诺夫院士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河流上的泡沫”，是“反对农业集体化”；接着又以封建专制主义的铁碗将学术理论观点上纲，对恰亚诺夫本人定性为“阶级敌人”和“人民公敌”，到1939年残酷地将已经被迫检讨认错的恰亚诺夫枪杀。死后近半个世纪，到了1987年才为恰亚诺夫恢复名誉。万里1986年早一年说的名言，正是针对一系列恰亚诺夫式的悲剧所作的理论概括。

　　“恰亚诺夫热”、“农民的新马克思”

　　恰亚诺夫20年代用文学体载写了《我的兄弟阿列克塞去农民乌托邦国旅行记》，其中预见到1984年（惊人地与中国的1984年相吻合）乌托邦国的“小城镇主义”、“离土不离乡”、合作制与乡镇企业现象，每户8—11俄亩的“责任田”上独立经营与非农产业的合作经营、纵向的合作社体系相结合的“双层经济”体制，以及家族温情与传统社会关系同现代理性化决策程序的结合等等，都更令人惊讶（秦晖：《当代农民研究中的“恰亚诺夫主义”》，《农民经济组织》第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1月）。

　　恰亚诺夫认为，农民家庭是农民农场经济活动的基础。农业生产应发展中小规模农民家庭农场，因为规模优势在农业上不同于工业，不可能将100俄亩土地上接收的太阳能集中于1俄亩土地上，而工业上可以将许多机器集中在工厂的一个厂房形成大规模生产，可减少原料、中间产品的运输距离，而农业生产规模过大，将使肥料、农产品的远距加大，增加成本。因此，应在农民家庭农场的基础上发展纵向一体化的合作社，由它向家庭农场提供多种服务，再通过合作社联合组织努力使每一个农场汇入国家计划经济的主流。恰亚诺夫70年代前的农民家庭农场加纵向合作社的设想，同今天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双层经营机制和多种形式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多么相像！

　　他还提出：“合作社通常是从小生产者在采购农业生产资料方面的联合开始的，然后迅速地发展为农产品的合作销售组织，包含有成千上万个小生产者的大联社于是便出现了。” “在市场的影响下，农业合作社将合乎历史必然地向建立与产品销售一体化的农业原料加工业的方向发展（表现为奶制品业、土豆收获、罐头加工、亚麻梳理等等方面的合作社）。它将某些相关的生产内容从农民农场中分离出来，在农村地区推行工业化，并由此而取得农村经济的支配地位。在我国现有的条件下，由于有国家的资助与国家信贷，这些发展过程将会加速进行，不同的阶段在时间上可能会重叠发生，在空间上也会交错共存。” “一旦取得了对销售与技术上加工的控制，农业合作社就以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形式实现了对农业生产的集中与组织。它迫使小生产者依据合作组织的销售与加工政策来制定本农场的生产组织计划、改进技术、采用先进的耕作与畜牧方法，以此确保获得完全合乎要求的产品，使其适于精细分类、加工、包装和制作罐头，从而能够符合世界市场的要求。”（恰亚诺夫著、萧正洪译：《农民经济组织》，第2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1月）

　　中国当前农村出现的产供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是近半个世纪曲折的探索中找到的一条出路，却同1925年恰亚诺夫的预见又那么相近。怪不得20—30年代在德国和日本，60—70年代在欧洲、美国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恰亚诺夫热，1967年法国、荷兰分别出版了《恰亚诺夫选集》8卷本。英国沙宁教授认为恰亚诺夫那给人以启发的视角、他提出与暗示的那些问题，都将会影响后世。甚至还有人认为，“恰亚诺夫主义”提供了一把理解一般农民社会的万能钥匙，适用于对当代世界农民进行一般性分析的结论。还有人过誉地说，“恰亚诺夫被欢呼为农民的新马克思、创立激进的新政治经济学的英雄。”

　　1939年，作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敌人倒在社会主义国家土地上的“人民公敌” ，恰亚诺夫在红军战士的枪口前，可能做梦也没想到50年代后世界上又在争论他是不是“农民的新马克思”。

　　教条加封建是祸害——恰亚诺夫悲剧的启示

　　恰亚诺夫的悲剧只是苏联大悲剧的一个片段。1990年5月我作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代表参加了莫斯科《苏联农业改革：问题与前景》国际讨论会，第一次听到恰亚诺夫的名字，会上一些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特别是被称为“恰亚诺夫主义者”的英国沙宁教授多次在发言中重复20年前就宣扬的推崇恰亚诺夫的理论“影响了整整一代农民学研究者” ，它不仅“照亮了俄国历史的迷宫，特别是有助于澄清从十月革命到全盘集体化之间的俄国农村历史主要时期的那些事件的来龙去脉” ，而且还“提供了一把理解一般农民社会的万能钥匙” ，成为“适用于对当代世界农民进行一般性分析的结论。”（英国T•沙宁：《尴尬的阶级：发展中社会的农民的政治社会学》，论教，1972年，3—4页）苏联学者在会上、会下讲到，苏联农业以及苏联国民经济出现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错误地在20—30年代批判了恰亚诺夫院士的合作社理论、错误地枪杀恰亚诺夫、错误地把曾经赞成恰亚诺夫农业合作化观点的许多专家学者定为“恰亚诺夫分子”加以批判、镇压、流放和枪毙，这窒息了苏联农业经济研究的民主气氛，没有不同意见，没有学术民主，不允许政策的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只有一个模式、一刀切的一言堂，剩下的只能是一条路一种形式：农民只能办集体农庄，只能从集体所有制的集体农庄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规模不断扩大的一大二公。因为，斯大林断言，集体农庄是农村发展的新道路，是和富农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相反的农村的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全集》12卷143页）。不同意斯大林观点的“恰亚诺夫分子”就是反对党的农业集体化路线、就是反党反人民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民公敌”，就得为了提倡和发展列宁的合作社理论而走上被教条主义者下令枪毙的道路。思维的单维性，导致行动的单维性。按教条主义的框框做出的错误决策，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采取枪杀、流放等封建专制的暴力手段，扼杀了思想、真理和追求真理的思想者。著名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院士认为：“科学和教条主义是互不相容的东西。科学和自由批评是同义语，教条主义则不然。”这种教条与封建结合的产物，是对苏联农业的深刻危害，1951年的肉类总产量470万吨，还低于沙皇时期1913年500万吨；谷物总产量1953年也低于1913年，致使苏联从谷物出口国变为进口大国，1913年俄国谷物净出口870万吨，而到60年后的1973年苏联净进口1900万吨，1976年净进口1910万吨。农业生产力、农业劳动生产率、人均食品占有量、实际生活水平等方面的竞争上，苏联不如资本主义最发达国家，人民期望值高于现实值而出现的不满意度不断增大，这种不满意度的增幅大于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工资收入的增幅，农业危机、食品危机诱发和强化了经济危机，最后加剧了政治危机、党的危机、社会主义国家的危机。十月革命70年后苏联共产党和国家剧变的历史悲剧，绝不是偶然的，是千万个恰亚诺夫式悲剧片段长期组成、蓄积、酝酿的苦果，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

　　在1990年莫斯科讨论苏联农业改革问题与前景的学术会上，一些苏联学者在会上和会下赞扬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敢于冲破农业集体化的传统模式，抛弃了人民公社（苏联十月革命后也有兴办农村公社的失败教训），中国包产到户成功的实践和苏联恰亚诺夫的农民家庭农场的设想殊途同归。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布洛夫教授说：“中国的幸运是有邓小平。”会上代表们，包括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都异口同声地建议苏联应认真研究和学习参考中国农村改革的经验，重新认识恰亚诺夫的合作化理论。当时苏联颁布了一系列农场由个人承包、土地私有化的法令，而我们参观的国营农场仍然没有变化，场长说：“跟过去完全一样。”苏联哲学研究所的一位老教授对这种自上而下的农业改革为什么没有进展的回答是：“同中国的由下而上的农村改革不同，苏联70年代来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制度把农民训练成工人一样专业化了，挤奶员只会挤牛奶，联合收获机驾驶员只会收割小麦，其他农活全不懂也不会，如果他们承包土地，根本不会种地。至于年青人，唱歌、跳舞都不错，但是要他们去组织农业生产和干农活，那就不行了。苏联建国70年了，已经没有第一代农民了，这同中国还有第一代农民，能很好地管理承包的土地不一样。”改革的艰巨与复杂，反映出历史性的错误留下的历史包袱是沉重的难以很快消化的，需要无辜的后人承担和长时期啃苦果。

　　十月革命后的70年，恰亚诺夫的著作在苏联大量出版发行了，再过了10年，1995年中国已出现了萧正洪先生翻译的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而在1990年我到中国最大的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查找恰亚诺夫著作，只找到一本20年代的盖有中长铁路图书馆藏书章的俄文版《农业合作化简明教程》。恰亚诺夫的著作，同他的思想和生命一样遭遇过不公平的对待，苦难的命运终于在改革后有所改变，思想是不能枪杀的，真理是不能毁灭的，而恰亚诺夫的名字是永生的。但是，从恰亚诺夫的悲剧可以使人更深刻地领会苏联历史的现实悲剧的启示；万里的名言“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和封建残余的结合，可是个大祸害。”赫尔岑也说过：“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

　　（作者单位：农业部经济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