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有近2.5亿农户，但参加农业合作组织的农户仅有2363万户，占全国总农户数的9.8%。可以说，组织化程度低是导致农民成为最大弱势群体的重要内因。

　　首先，农业合作组织能不能大幅提高农业产量、增加农民收入是问题的关键。如果农业组织不能给组织成员带来利益增进，其组织成员就会拒绝加入或者选择退出。目前的现状是，由于人多地少，中国农民几百年都在精耕细作，农作物的单产量已经接近现有农业技术所能达到的极限，现有的农业合作组织并没有多大幅度地提高农作物的单产量。而且，大多数农产品的价格主要受市场供求关系的调节，农业合作组织也没有为农民的农产品在价格上带来更多实惠。

　　第二，任何组织都离不开管理，都要因此发生管理费，这就形成了组织成本，势必增加农民的非农投入，势必使粮食生产的成本更高，农民多数不情愿为此付出更多的成本。而在没有更高的效益去弥补这块成本之前，组织的高效益就变成了低效益，组织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第三，要想把农民组织起来，农民的关注与热情是基础，而具有组织能力的“挑头人”也非常重要。然而在农村，优秀的人才纷纷通过各种方式流入其它行业，就是留在农村的优秀人才，也大多以农村为基地，搞起农业之外的行当。他们的收入基本上跟农业关系不大。这些人对组织农民、对农村政权建设都不甚热心。村干部对这些人往往采取礼敬不扰的态度。他们在政治上的环境是相当宽松的，而经济上比多数村民更有优越感。自己顾自己，避免参与组织活动招惹是非也是他们的理性选择。所以说，在农村有能力组织的人不愿意去组织，而愿意组织的人却没有能力去组织。

　　第四，农村的乡土文化不利于组织的管理。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亲情、友情、宗法以及其他关系密布其间。这些关系都将构成对管理权力、管理行为的挑战，它使简单的管理变得无限复杂起来。组织成员对共同利益的关注、对公共规则遵守的自觉性在与这些关系的权衡中往往不能占压倒优势。管理的失效最终会抽走组织大厦的最后一根支柱。

　　第五，农业组织缺乏发挥协作效率的空间。比如，工厂里有铸造、锻造、车削、组装等工种。工厂里的铸造工人可以常年搞铸造，于是他搞铸造很在行，产品品质由此而提高，产量因此而增加。搞锻造、车削、组装的人也一样，常年搞一种工作，很在行。技术水平因此提高了，效率也提高了。

　　农业生产的确也需要完成很多不同的工作。比如耕地、播种、施肥、除草、收获等等。但让一批人专门搞耕地，另外的人专门搞播种、施肥、除草、收获显然是不行的。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决定了不同的工作有时限，不可以同时进行。此外，农业生产在操作环节的技术含量不高，更多属于“简单的体力劳动”。虽然也有一些工作需要专业人士来完成，但这些工作又通常不是最紧迫的。这样一来，靠组织能完成的工作，靠家庭、个人、市场就能很好地完成，所以大多数农民不需要借助于农业组织这个形式。

　　因此，发展现代农业，必须进一步突破以上五个方面问题的制约，通过建立完善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产业组织体系，把小农生产与现代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广大农民成为农业产业化的主体力量，让更多的特色优势产业在市场经济中脱颖而出，切实推动现代农业的进程。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