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鹁翔合作社的实践
青县金牛镇大鹁鸽留村像全国多数农村一样,建国后经历了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一直到后来的“大包干”。二十多年过去,人们似乎淡忘了“大锅饭”时的饥饿、贫穷和衰败,也淡忘了“大包干”之初丰产丰收的惊喜。他们必须成天应对这样忙碌和无奈:农闲弃农打工,农忙歇工务农,打工无专长,务农小而全,农具农畜都有,生产生意都做。这样的自给自足生活并不安逸,他们一方面要向强大的中间商乞讨和抗争,同时还要应付阵营内部的同类相残。内忧外患、走投无路之下,大鹁鸽留村的农民选择了合作。
其实,事情很简单。最初的合作只是土地条件相近的农户,从共同需求开始的。该村7000多亩耕地,分别由580个家庭承包经营。人们只是为了减少重复劳动、降低成本,按照“合并同类项”的办法,在采购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和雇佣农机作业上,搞了一些简单的合作。简单的合作,却带来了立杆见影的便宜:今年夏种购进玉米种子1.5万斤、机械作业3000亩,交易价格分别低于合作前“单干”时每斤0.7元、每亩12元,仅此两项就节约成本近5万元。
显然,这点小便宜是微不足道的。但通过合作他们窥见了一个新的境界,他们认为那才是理想中的农业和农村,那才是理想中的生活。于是,他们正式成立了一个合作社。原来是部分农户成立的一个组织,但熟人社会的道德压力,使他们不得不敞开大门,几乎全村农民都成了社员。开始他们还想慢慢来,继续重复过去那样简单的合作,但社员们并不满足。后来,他们不得不象模象样地召开社员大会、选举社员代表、选举理事会、监视会;制定合作社章程,讨论当前生产和以后的远景规划。他们是这样谋划的:眼下先搞“两统两分”——统一采购农资、统一机械作业、分散管理、分散收获;下一步搞“四统两分”——统一农田规划、统一农业投入、统一耕作管理、统一收获销售、地权分明、公平分配。说干就干,农民在这一点上不乏效率:农资部开始采购供应;农机社开始大面积作业;被“单干”搞得支离破碎的土地开始平整;公共农田水利设施开始整修;高于零卖价格7%的玉米订单到手了……。社员们还有自己的梦:把土地作为资本入股,雇专业公司管理经营,不单种庄稼,还要深加工,延伸到二、三产业……以后,他们不再是拴死在一亩三分地上的、卑微的庄稼人了,而是一名在组织的“社员”,是“股东”、是“老板”,是一个能和城里人平起平坐的体面人。
这就是大鹁鸽留村农民的合作社,他们起了一个好听且寓意吉祥的名子——鹁翔合作社。如果南美一只蝴蝶震翅,可以引发一场风暴。那么,一只鹁鸽的飞翔会带来什么呢?
之二:“合作化”错在哪里?
人们对合作社并不陌生。早在共和国之初,意气风发的人们,就在各行各业创办了各式各样的合作社,一时间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合作化”。其中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就数农业合作社,以至于由它演化而来的人民公社,成了农业经济组织的唯一模式,成了国家经济体制的主要构成部分——集体所有制。然而,后来的结果告诉人们,与这“合作化”、“集体化”相联系的,是可怕的饥饿、贫困和衰败。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人们还是谈虎色变,似乎宁愿在自然经济的状态中爬行,也不敢沾“合作化”的边。甚至不敢对它的功过是非作一个客观的评价,恐怕惹上什么嫌疑。“合作化”果真这样罪大恶极、一无是处吗?
所谓“合作化”就是把小农们组织起来,互相帮助、共享资源,就是走社会化大生产的道路,通过集约化经营,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古今中外的所有经验都证明这是无可指摘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兴起表明,社会化大生产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也证明,合作经济作为生产社会化的组织形式,更加公平、经济;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合理性。显然,我们的失败还不足于扭转人类社会发展趋势,不足于改变经济规律,也不足于颠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那么,我们的失败就只是说明我们自己错了。
曾几何时,我们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新政府的主张、农民的愿望、土改后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在“合作化”上找到了契合点,真可谓政通人合、民心所向。“三条驴腿办社”的故事说明开始的热情,也说明了当时的理性: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互助互利、按地、按劳分配。那时,我们几乎推开了天堂的大门。然而,机会却擦肩而过,我们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集体化”取代“合作化”,“人民公社”取代“合作社”、“大锅饭”取代按劳分配……于是,自由没有了,劳动热情没有了,生机和活力没有了,有的是可怕的饥荒、无尽的苦难,似乎这就是“合作化”的宿命!
历史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当初,如果我们没有很快忘记“耕者有其田”的追求和承诺,尊重一点农民的自主选择,合作社也许会在物竟天择中强大起来;如果我们尊重一点常识,按经济规律办事,也许合作社依然保持着生机和活力;如果我们明白合作社作的性质,它只是社员之间通过互助互利,实现效益最大化的经济组织。而不把它作为控制社会的政治工具,不寄予更多的政治臆想,也许合作社的奉献不仅是效率,还会有梦寐以求的公平……如果我们不急功近利,也许现在还在享受着合作化的丰美成果,
历史如果再给一次机会,我们一定不要再犯那样的错误,那是无数人的生命换来的教训!
之三,“大包干”天数已尽?
我们应当感恩“大包干”,正是它开启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结束了那个噩梦般的年代,结束了可怕的饥饿、贫穷和衰退。“大包干”确如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灵丹妙药,一夜之间让农业、农村恢复了生机,让农民找回了自己的本能和灵性,也让国家和民族张扬起希望的风帆。然而,后来日子并不总是让人那样亢奋。农业“大包干”后其它领域的改革开放,迅速使二、三产业和城市经济的兴起。竞争中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很快显出它的劣根性,农民又回到了自己真实的世界:忙碌一年,一亩地养活不了一个庄稼人,有吃的没花的,有花的没吃的。青壮年进城打工,老弱妇孺没人照看,村容村貌破败荒芜……谁能想到这样的结果——“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当年一句“十五年不变”,亿万农民欢欣雀跃,山呼万岁。而今的“三十年不变”还能继续当初的故事吗?
土地生育万物,“大包干”的土地占有形式让小农经济找到了自己存在的理由。然而,市场是无情的,它不厌其烦的用大鱼吃小鱼的故事寓言自己的态度:小农经济死路一条!难道“大包干”走到了尽头?是的——如果我们仅仅用小农经济的“单干”来定义“大包干”的话,它早该寿终正寝了。无论我们多么珍视和眷恋传统,无论“大包干”曾经多么辉煌,曾经给予了我们多少恩惠,终究挽救不了它的命运。因为市场的法则只承认效率,而小农经济对效率的傲慢和无能,早已注定了它被淘汰出局必然结果。
其实,“大包干”之所以给农业经济带来井喷般发展效应,并不在于它的土地占有形式,那仅是终结“大锅饭”后的恢复性反弹,我们不过是在落后与更落后的比较之中,过分夸大了前者的功效而已。在反弹到位之后,它的能量就释放殆尽,进一步的发展就不能再指望它了。尽管如此,我们对“大包干”的意义也不可有丝毫的蔑视和不恭,因为它恢复了我们对常识的记忆——经济发展是人们追求和实现物质利益的过程。扼杀利益机制,无疑就是扼杀经济发展的动力。而合理的利益机制设计,则是经济健康发展的不二法门。“大包干”所以产生井喷效应,其要诀也仅在于此——“明晰地权、多收多得”。如果“合作化”没有走到产权不清的集体化,没有走到 “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 的人民公社,结果肯定会是另一番景象。
如此看来,“大包干”不必与“单干”画等号,“合作化”也不必与“大锅饭”画等号。而须要实践回答一个新的等式:“大包干”的利益机制+“合作化”的集约经营=?
之四:“合作化”与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重大历史任务,更是惠及亿万农民群众的民心工程,同时也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对“经济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要求,做盲人摸象式的图解显然是可笑的。在个别地方作成一、两件事是可能的,但在小农经济的荒漠之中,孕育和滋养一、两株这样的绿苗却没有什么意义!
新农村不是花钱能买来的,也不是别人可以造作的。新农村是农民自己的事业,归根结底还要靠农民自己。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农民的能力,艰难困苦早把他们打造成了生活的强者。作为个体而言,他们不仅有强健的体魄,也有足够的智慧。改革开放的全部成果中,无处不凝结着他们的智慧和创造。只是由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产业状况,限制了他们的行为能力,使他们整体上经常成为可怜的弱者。但“大包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有合适的条件,这种能力的释放会很迅猛、很壮观——他们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机会就能创造巨大奇迹的一族。
可能有必要重新估量“合作化”的价值,这也许是目前土地经营制度条件下可供选择的最优方案。从“经济发展、生活宽裕”角度看,那种把绿色的田野变成灰色的工厂、把农民变成市民的想法可能是行不通的。而另一条合而不同的道路却让我们可以窥见光明:立足农业,通过合作整合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推进农业的现代化,促使农民分工、分业,就近农村、围绕农业切入二、三产业,融入社会化大生产,使其成为具有完全能力的、平等的市场主体,从而也成为具有完全能力的、平等的收益主体。“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作为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范畴,是公民意识、公德意识的体现,它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伴而生的、现代意义上的文明,与封建伦理有着本质上的分野,小农经济的农村无论如何是装扮不成的。与其急功近利、劳民伤财地造作一些形象工程,不如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在经济合作中,依靠市场规范矫正,使农民潜移默化地接受法制观念、平等意识、公德意识,懂得尊重别人、尊重社会、约束自己、保护自己。这种内生的理性和素养,也许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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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终结者将被它终结的所终结!果真如此,我希望这不是简单的否定之否定,此合作化也非彼“合作化”。希望这是社会进步,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作者 赵超英 中共河北省青县县委书记 (责任编辑:李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