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份，郑州警方曾放出准备恢复暂住证的风声，近日该市公布的《郑州市暂住人口登记规定（征求意见稿）》证实了这种恢复冲动。据《河南商报》（9月14日）报道，在郑州暂住3-30天者要进行暂住登记，居住30天以上的要办“居住证明”，办理该证明要交工本费，警方执行公务时有权查验暂住凭证等等。警方称暂住证取消后犯罪率有所上升，而在侦破的案件中一半以上都是流动人口犯的事儿，恢复暂住证是为方便城市的社会管理和治安管理。

　　遥想当初废除暂住证时的官方表态和舆论场景，又是“人权本位”，又是“自由优先”，又是“善治典型”，如今怎么不提这些价值了呢？近半年来，似乎有一种动辄复辟旧政策的思想倾向：婚前检查的人数少了，就有人提出恢复婚前强制婚检；治安问题难以解决，就有人呼吁恢复收容遣送制度。当然，并非制度废止后就不能恢复，中国实行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渐进改革，允许这种政策试错，允许改革撞墙后在暂无新制的情况下恢复旧制。但政策规制不是儿戏，不像电脑恢复文字那样说恢复就恢复，而应该有一种理性的约束。

　　废除一项旧制度，表明这种制度有一种内在的不合理性，或不适应时代要求，或妨碍了公众自由，或会成为权力寻租的借口。比如强制婚检就侵犯了公众的自由婚姻，暂住证制度就妨碍了公众自由迁徙的权利——政府部门恢复这种制度，其实是在恢复一种“恶”，所以政府部门必须充分论证这种恢复的必要性：要拿出充分的制度证据说明部门已经作出许多努力履行新制度，比如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多服务，加强了治安管理等等——但新制度还是导致了比旧制度更大的“恶”。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看到这些翔实的数据和证据，公众才会认同恢复旧制度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如果缺乏这种恢复旧制的必要性论证的话，“恢复暂住证”很容易成为部门懒政的一种借口，毕竟暂住证是一种最方便的流动人口管理政策，但却不利于公民权利的体现。

　　另一方面，不能像一个人送东西给另一个人，后悔了就可无顾忌地向其索回。通过恢复某种旧制度赋予公众某种权利后，政府想“索回”时，就得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让公众返还这种权利。比如强制婚检取消后，公民就获得了一种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权，政府觉得有必要恢复时，不能认为“以前是强制婚检”如今就可随意收回，那已经沉淀为属于公民的权利，政府必须通过一定的程序与公民协商。这种限制一方面可以促使政府进行某项改革时更慎重，形成所谓“取消容易恢复难”的意识，一方面可以为民权的扩展提供保障，通过改革得到的权利不容轻易被“索回”。

　　按照这种理性，政府部门觉得有必要恢复某种旧制度时，首先要向公众说清楚这种“必要性”，然后是采取民主的方式与民协商，可郑州市有关部门这两点似乎做得还远远不够。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