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京市教委统计，截至2006年暑假前，全市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共计366067人，其中在公办中小学借读的22.8万人（2001年时为7.5万人），占来京流动少儿总数的62％。尽管公办学校不断扩大接收能力，但在未经批准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就读人数仍在不断攀升，且呈现出无序增长和蔓延的趋势。市教委调查显示，目前在未经批准的241所自办学校就读的学生近10万人，其中有132所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在其中就读的4.2万余名学生，安全受到直接威胁。北京市教委副主任罗洁昨日表示，公办学校正在全力挖掘潜力，尽可能多接收分流学生。底线是不让分流学生失学，一定保证每一个孩子都有学上、上好学。（《新京报》）

　　此间，一些地方比如北京海淀区正在大张旗鼓地关闭未经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各有关公立学校也做好了全部接受现有流动儿童的准备。但也诚如北京市教工委书记朱善璐所说的，打工子弟问题要科学预测，对于不断增加的打工子弟学生，北京第一应敞开胸怀，第二要量力而行。现有孩子全部安排，但增量该如何接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科学测算北京的承载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否则现在的谈论根本无标准可依。

　　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教育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孩子的前途命运、社会的安定和谐。诚如西谚所说：今天多一所学校，明天就少一座监狱。打工子弟的教育问题不是北京一市的问题，是整个国家城乡二元结构调整出现的新问题。教育问题，不适度超前考虑不行。特别是总人数占我国儿童十分之一的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更是问题中的问题，难点中的难点。因为调查和研究显示，不论是流动儿童，还是父母在外的留守儿童，其心理问题都比一般儿童多，对社会的仇视心理也比一般儿童高许多，违法犯罪比率也更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感到前途渺茫和无所归依。随父母流动者，往往因为无法就地高考而被迫在高中阶段离开父母回到故乡，从而萌生前途未卜之惑；留守者，则往往因缺乏父母的管教和依靠而对社会冷漠且放任自流。

　　因此，适度超前考虑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不仅仅是要解决他们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问题，更重要的还要解决他们的未来前途问题。他们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社会才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反之亦然。这就要求不光是城市中小学对他们敞开大门，高考和城市的户籍也应该对他们一视同仁地敞开大门平等对待。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更多的留守儿童也能够来到流动着的父母身边上学读书。这既是孩子们健康成长的需要，也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确保孩子不和父母分离的基本要求。如果在这个维度上考虑问题，则城市中的流动儿童人数会比现在还要多。要看到这个趋势。

　　其次，我们适度超前考虑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所谓的城市承载能力，而是要充分地尊重科学，尊重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事实。专家学者特别是政府决策专家和政府机构应该拿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切实发现未来城市化发展的动态和规律，以此作为考虑儿童教育问题的基础。哪些是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加以调控的，哪些是基本的人权和社会发展不可抗拒的基本规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应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否则，决策起来不是拍脑袋就是盲人摸象。

　　研究表明，目前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已开始进入第四个阶段，全国城市人口比例每年上升幅度有望接近1.5个百分点。鉴于亚洲主要国家首都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普遍超过10%（数据来源：联合国），其中日本东京超过27%，韩国首尔超过43%，未来北京人口规模大幅增长的可能性与必然性都不容忽视。据专家研究，北京市常住人口有望在2025年达到3000万人。即使这样，那时的北京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也仅为2%，为全球最低。不久的将来，不仅国内大中小城市的人口将继续向北京、上海、深圳、天津等特大城市聚集，而且境外商务人口向北京等国内大城市聚集的速度也有望加快。

　　在各种要素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以及未来，以资源利用率高、生命和事业效率高、人际关系相对简单和内耗低为基本特征的高密度大城市生活方式，是任何人、任何制度都不可阻挡的亚洲潮流（这与亚洲的威权传统有关）。

　　这样，也许我们会发现，城市需要接受教育的儿童的增长超出以往我们任何时候的想象。因此，城市政府要确保每一个孩子都有学上、上好学，除了自身要兴办更多的学校，对打工子弟学校一类及时的民间自救、自助行为，更多的应该化堵为疏，及时引导他们向正规化、标准化方向发展，必要时政府应该给予资助。因为，政府自身兴办学校的“提前量”虽然并不好做预算，但孩子们的上学一刻也不容耽误。打工子弟学校之类的各种民间办学，无疑是最好的缓冲，甚至是教育多样化的必要补充形式。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