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下文简称“《规定》”）从9月8日开始实施了，这本来只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在当前的背景下，在许多西方媒体笔下，这份《规定》与外资垄断之争、两税合一、两会代表要求制约外资并购、凯雷——徐工并购案掀起轩然大波、政府发布政策限制外资进入房地产市场……一起成为中国经济开放政策转向的证据，尽管这些如果发生在美国，西方舆论多半要视之为正常而不会多加评论。

　　今天，既然在中国房地产市场运作高度不透明、市场操纵行为盛行、价格泡沫日益膨胀、房地产空置面积与日俱增的背景下，外资持续大规模流入境内房地产市场，助长了房地产价格泡沫，加大了我国国际收支失衡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并提高了国内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既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7个成员中有137个成员对外资投资房地产实施管制，那么，为了防止中国宏观经济出现过热风险，我们在市场规则上与国际惯例接轨，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归根结底，对于正常的海外投资者而不是投机者而言，只有宏观经济稳定、社会安定的国家才是投资的乐土。

　　至于外资并购风波，原则上，独立主权国家政府有权利也有义务对外资加以约束。在实践中，任何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都对外资、特别是外资并购国内企业施加了种种限制，尤其是发达国家，这类限制多数都有很长历史了，有些限制（如美国对外资进入沿海航运业的严厉禁止）甚至已经连续实施了一两百年。通观《规定》全文，对外资并购的总体指导思想应该是在加强规范的前提下适度发展。之所以需要确立这样的指导思想，主要是因为外资并购已经暴露出了许多问题，不仅扭曲市场秩序，某些问题还对国家经济安全构成了重大隐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管理部门实际上面临两项选择：要么是继续放任自流，直到最终造成重大事件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要么是主动强化规范，实现可持续发展。显然，后者更符合我们的期望。

　　中国近两年的外资并购发生在一个极度扭曲的市场：一窝蜂式的国企改制风人为制造了企业并购的买方市场，海外收购者得以一再压低收购价格；中国各级政府陷入招商引资狂热，不惜对外资提供多种过分的优惠。由于某些地方政府的指导思想是不惜一切也要让合资成功，结果让外资立于不败之地，即使合资不成，他们也能够在交易的尽职调查中获知我方企业（他们的竞争对手）的商业机密。而他们一些条件苛刻的收购行为之所以仍然受到中国有关企业和地方政府欢迎，是因为对于企业某些管理层而言，这样做无需冒险开展自主技术创新，就可以依靠“外资”身份取得众多优惠，实际上是一种“监管套利”行为；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则可以借此取得招商引资“政绩”，为自己升迁铺路。此外，目前中国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不排除部分中国企业高管企图与海外基金联手上演所谓“外资并购”的双簧，把公司据为己有，为此竭力压低公司股权转让价格，并按照自己默认的接盘者“量身定做”竞购者标准。

　　这类交易在中国社会激起强烈的非议浪潮，诚为理所当然。美国私人股本基金凯雷投资集团入股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控股徐工集团的交易被陆续揭露出许多极不正常的东西，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规范企业并购市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西方舆论竟然把是否批准这样的交易作为衡量中国经济开放政策的试金石，固然让我们看到了自己对外宣传的不足之处，但更暴露了一些西方媒体驻华记者业务素质的重大缺陷。

　　不少梦想海外上市的企业抱怨《规定》阻碍了海外上市的红筹路径，不错，证监会介入审批（第四十条）等条款无疑是提高了海外上市的门槛，第29条事实上等于禁止企业在海外OTCBB购买壳公司，但有关企业有必要认识到这一点：宽松的规则在一定条件下好于严格的规则，但有规则无论如何也好于无规则，因为后者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无法规避也无从合理衡量。而且，对于能够通过审查实现海外上市的企业而言，较高的门槛等于是提高了他们的价值。至于那些抱怨上述条款害得他们不能在OTCBB购买壳公司的企业，他们如果是真心想要融资，不妨看看这种做法的真实成本和收益，看看先行者的成功率究竟有多少。如果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转移资产，那么，这样的目的本来就是政府应当限制的。

　　就在这一切风波发生的时候，中国仍然在渐进有序地扩大对外开放：降低进口关税率，增加外资准入部门；中国外资政策调整的目的不是关闭中国市场，而是为了纠正注定不可持续的偏颇招商引资方式，为内资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不是为了驱逐、限制所有外资，而是要加强筛选，限制住外资中的刁民，为良民创造更好的环境，避免劣币驱逐良币。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没有发生变化，但中国必须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改善对外开放的效益。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