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发表了《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12小时》一文，成为大陆率先报道富士康普遍存在员工超时加班现象的媒体。8月28日《南方都市报》又有最新报道，事件主角富士康旗下的深圳某企业以名誉侵权为由，将《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王佑和编委翁宝告上法庭，并提出高达3000万元的天价索赔。两当事记者称，他们的个人资产包括房产、汽车和存款都已被法院冻结。

　　不用说，天价索赔之剑错指了方向。记者决定采访到刊发揭露性报道稿件的整个过程是职务行为。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是隶属关系，新闻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形成的。关于这一条在1993年6月最高法《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便有规定。我们姑且认为深圳中院受理这起索赔案是按民事诉讼法第108条之规定进行了审查程序，认为应受理此案。

　　但是，如此快速地于7月10日向王佑和翁宝分别发出民事裁定书，雷厉风行地冻结被告王佑和翁宝的银行存款、股权，并查封、扣押两名被告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让我们看到的不是司法界普遍头疼的“法律白条化”问题的一夜改善之喜，而是处于出拳有利地势的“财大气粗”者，悍然向社会公正、良知、责任体系发出的一道“反扑雷电”。

　　这道“逆公民扶弱济贫思维”的闪电之恣意目的，不外乎是欲绕开新闻出版单位的正义锋芒，以强大的财力和“绑架公权”作“矛”，去刺单个弱势记者身前的“盾”，以图赔他个倾家荡产，万念俱灰，整垮敢于铁肩担正义的记者，从而对其他媒体产生一种寒蝉效应，上演一场其圈内的“以儆效尤”之剧，以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冻结、扣押和查封公民财产属于法律规定，由法院行使的诉讼保全措施，一般适用于当事人之间的经济纠纷和有给付义务之诉。显然，这起起诉并非经济纠纷，原告所剑指的也并非担心“法律白条”问题，而是彻头彻尾的名誉权纠纷。法院快速实施的“冻结行为”，不仅有失法律公平，更使大众媒体的监督职能陷入窘境。

　　我们来看看西方一些国家是如何对待势力阶层起诉媒体的。美国法律规定，法院是否立案应有一个相当严格甚至是苛刻的审查过程，比如是不是有实际恶意的证据，诉讼方必须要提交证据表明媒体报道行为是出自恶意。实际上，单就这个“恶意”界定，便会让原告捋断胡须的。所以美国法院审理的这种名誉侵权案极少。

　　大众媒介是舆论监督工具，在履行各种职能时，如果是为了社会公益之目的，那么它就有可能造成对一些势力阶层的隐私以及某种利益的损害，我们的社会需要的是容忍和“宽恕”，尤其是作为法律的护卫者更应如此。尴尬的是，我国现有法律对新闻记者的保护非常弱，在这方面没有规定。如果它们再扭住“状纸”不松手的话，全社会最终失去的不再是几个记者的话语权，而是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