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的《南方周末》发表了一名“老城管队员”的来信，信中披露了其所在城市（未明指，请勿胡乱对号）的城管局，以下达罚款指标、高额返还罚款刺激执法者罚款热情、随意中止正规三轮车营运资格令其沦为“黑车”再罚款等方式，追求部门利益的最大化。作者以亲身感悟发出呐喊：如此追求部门利益，挤压甚至剥夺了低收入阶层的生存空间！

　　读这则信，笔者脑子里浮现着去年央视播出的电视剧《前门楼子九丈九》，那个外号叫“四秃子”把持的××署，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总要先问一句：有啥好处？有好处，不惜费尽心思；没好处，对不起，任你哭着喊着也不管。虽然有时代背景与编剧“恶搞”的成分，但这类“四秃子”思维，恐怕并非绝版。

　　开口必称“市场经济”的时代，“趋利”思维正得到大范围认同。个人、商家趋利，可能客观助推社会前进，但公权部门的最大“趋利”，便是规范大家“乱趋利”，维系社会和谐持续发展。政府一旦也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以获利为最高原则，那想不乱套都不容易。

　　遗憾的是，放眼望去：下达抓人指标、争夺考试培训资格、为小煤矿充当保护伞、下红头文件让全市都喝“小糊涂仙”、减缓测速器令司机防不胜防……多少公权部门在忙忙活活的背后，是短视趋利在起支配作用？另一面，一些惠民政策被束之高阁、助学贷款遭遇“肠阻塞”无人力推……沾不着“甜头”的政策，或可能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即便下边眼巴巴瞅着，也无人去管，要靠上级政府一次次下红头文件去逼着执行。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以令人信服的逻辑喊出：最大的社会正义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并尽力扩大他们的权利。哲学家边沁也认为，政府的最大职责，在于遵循人类避苦求乐的特性，通过奖惩结合来提高社会的幸福感。公权趋利的最大危害，不仅仅损坏了公权的威信，更重要的是，挤压着本来就小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当小商小贩、合规车主在“罚款指标”的数字管理之下，求小买卖糊口而不能的时候，这是多大的正义缺失？

　　公权部门的趋利化，实质上是与民争利，是一种集体的腐败行为。但这种腐败，常常会以“道貌岸然”的理由存在。“腐”中人，常常并不觉得自己犯有什么罪过，相反，还会为自己为部门出了某个赚钱点子而沾沾自喜。如此一来，执法者个体便会充分膨胀自己手中的监管、拨款、审批、给政策等等一切权力，努力实现“权力变现”，从中得到好处。

　　要让老百姓怀揣信心，起码要让这种“趋利化”不再继续“化”开来，要让不好的一面扩张得到约束。最大约束力当然来自于“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但只有条文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克服见怪不怪的纵容心理，依法对这种“圈子趋利”的行为加大惩处。否则，一些人难免会从“许可”等条文中，断章取义地获得可以支持自己趋利的文字，然后大肆放大，以此为理由，让自己的趋利循到“法律”的支持。一旦实质的集体腐败也可以表面上冠冕堂皇，便真的不知道什么药才能救了。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