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女儿能“顶职”进烟草局工作，浙江文成县烟草专卖局退休职工张英(化名)拿出了7万多元给局长，等了6年时间，但最终未能如愿。感到被欺骗并受到羞辱的张英先是举报局长受贿，举报不成功之后又举报自己行贿。（8月19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收钱”办事，没办成“退钱”。在这一社会通行的潜规则的运行过程中，张英的举报行为显得有些另类，呈现给我们一幅“台面底下办事”的现实图景，更折射出当下社会财富分配的一些潜规则。

　　这一事件首先让人感到惊诧乃至艳羡的，是烟草专卖这个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张英退休前每个月总收入在8000元以上，作为县烟草专卖局一位出纳员，从事的显然是不需要多少技术含量的工作。由此可见，我们的分配体制存在行业分配不公的制度性痼疾。一个人的收入不一定取决于他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倒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在的行业和部门。

　　张英想让自己的子女顶职，为此她拿出7万元托局长办事。如果7万元就可以进烟草专卖局，进去后不到一年就能收回全部“投资”，投资收益比未免太高了。所以局长才会斥责说，“就你那几万块钱还想安排女儿到烟草局工作”？垄断行业的门槛显然不会有这么低，而掌握着进人门槛的官员，利用权力寻租获得的好处，也就不难想象了。现实中，一个人所能获得的收入分配，相当程度上就由这种“台面底下办事”的潜规则决定了。

　　值得玩味的是，近来关于垄断行业高收入的报道，往往是通过这样的内部纠纷暴露出来。7月26日，在杭州开庭审理的一场由劳动纠纷引起的索赔案，曝光杭州烟草中层干部年收入30万元。前不久湖州电力局职工的购房矛盾，又让公众知道，电力局的领导能够以成本价购入别墅，获利高达50万元。由行政垄断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归根结底是因为权力在收入分配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连垄断行业内部也纠纷日起，可见其造成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多。这种收入分配体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已经遭受了越来越多的拷问，什么时候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清算呢？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