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要搞的新农村高等教育，要实现根本的突破，要根植三农、面向新农村建设，以传授新农村建设实用技术为主。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实际上是一个优先发展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道路。今天，城市和工业发展迅速领先了农业，“三农”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因素。

　　围绕着农业和农民问题，“新农村”曾多次被设计过也实践过。1904年前后，米春明、英国传教士柏格里和巡按使朱家宝等，在河北定州翟城村和贵州毕节石门坎开始了新农村试验。后来，翟城经验先在山西进而在全国推广，是为第一次新农村建设。第二次始于1928年，代表人物是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第三次始于1946年，代表人物是毛泽东等；第四次始于1978年，代表人物是严凤昌、万里、杜润生等；眼下，我们正在开展第五次新农村建设。

　　历次新农村建设的目的都是为了摆脱乡村贫困、改善生存环境、提高农民素质。

　　但是前四次的新农村建设，并没有缩小城乡差距，反而越拉越大了。目前，新农村建设把“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定为具体的目标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可在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做法上，各地还缺乏思路。新农村是要靠人去建设的，但是，我们不能指望着城里人来建设，城市还需要农民来建设。新农村建设需要广大农民的参与，高素质的农民是建设新农村的第一资源。

　　改革开放后，家庭承包使劳动效率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农民有了购买能力，乡镇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村繁荣带动了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全国1亿多民工为城市建设带来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农民中的优秀分子，纷纷通过高考、研考和博考永久地离开了农村，成为城市、工业和其他行业建设的重要力量。然而，相比之下，农村开始衰败了，大量“空心村”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建设新农村，必须有高素质的农民，但这恰好是农村的“软肋”。现在，能人纷纷离村，留守农村的是“3860部队”（妇女和老人），新农村建设明显缺乏“动力”。客观地说，农村是大有人才的，自古农村就多能工巧匠，多贤才。目前的情况是，一年一度的高考将农村中的聪明人吸引到了城市，一本线、二本线、三本线的高考“杠杠”，在其父母辛勤汗水的浇灌下，农家子弟纷纷突破了，从此远离农门。就连考不上本科的，进入大专和中专学校后，也大多不愿回到“苦难”的农村。留在村里的高考落榜生，继续沿着父辈的足迹从事单一的、传统的、缺少科技含量的种植业。因为缺人才、缺技术，科学种田我们喊了几十年，依然没有基本实现。美国每个农民产粮28万斤，中国农民只能产两千斤。土地被分成若干碎片，更使得农业生产效率难以提高。没有人才，新农村建设从何谈起？

　　古代也有考试，但那时的“科举”没有今天的高考这样频繁，进入城市的学生毕竟是少数。许多落第秀才回到村里依然是很好的人才，蒲松龄、洪秀全等就是落选的秀才，但他们都成就了很大的事业。今天中国农村中这样的人才明显少多了。

　　现在，一些农民只讲实惠，公益事业对他们来讲是很遥远的事，致富缺少领头羊。有些村村官轮流做，充分暴露了我们农村的人才奇缺现象。

　　越是落后的农村，愿意出去打工的农民越多，而留在家经营土地的越少。中国经济正发生一场潜在的危机，该危机可能来自因人才短缺造成的乡村衰败。

　　为此，我们建议必须成立中国的农民大学，为新农村建设输送本地人才。农民大学面向占应届高中毕业生近一半的落榜生，高等教育重新塑造他们的人生希望。

　　虽然晏阳初上世纪30年代在河北成立过“乡村建设学院”，但是这些学院都没有坚持下来，是没有教授和大学生的学院。今天我们要搞的新农村高等教育，要实现根本的突破，要根植三农、面向新农村建设，以传授新农村建设实用技术为主。这些学院可以立足地市级和县级的各类技术学校、职业学院。但是，政府要加大对这些院校的投入，使新一代的农民真正掌握农业和管理科学技术。

　　办好新农村高等教育的关键，除了有好的学生来源，各大专院校教授的加盟更加重要。然而，哪些教授愿意到偏僻的县城一级的学校来任教呢？我们的建议是，国家拿出一部分资金，高薪聘请那些退休的大学教授，在一年的几个月中，回家乡发挥余热，使他们老有所为，同时也可使他们增加一部分收入。古人尚追求“少小离家老大回”，今天的退休知识分子却闲在城市，成为老龄化社会的分子。如果那些来自乡村的老知识分子重回乡村，则新农村将有了活力。有了教授资源，中国农村那些高考落榜生，就可以圆他们的大学梦。更关键的是，他们能够学到建设新农村方方面面的实用技术，新农村农民的素质将得到大幅度提高。

　　新农村建设是要将全体农民纳入现代化制度体系，让全体农民平等享有国民待遇的问题。培养高素质的农民，并将他们通过事业吸引在乡村，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因此，面对回乡知识青年的高等教育，在全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