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收入差距根源在于现行体制

　　主持人：刚才陆老师从城乡、中西部以及阶层三个方面给我们整体描述了目前收入差距的整体状况，那么这种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何在？是不是像相当多人说的那样，是因为我们近20年的改革太强调效率，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缘故？

　　谢寿光：我们要从历史角度衡量这个问题。大家回想一下，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提到过由于基尼系数的过低，那时整个社会都没有获利，都处于一种平均主义的状态。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然后带动一部分人富裕，我觉得是很好的，因为它既有公平又有效率。

　　然而，我们发展过程中很难做到最优。改革开放到现在，如果不把公平问题提到一个比较突出的位置上来，不仅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且开始反过来影响效率。公平和效率。是许多国家在多少年来都在讨论的一个问题。中国的情况与西方有所不同：0.4的警戒线在社会结构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确实是会出现大的动乱；今天的中国没有出现动乱，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没有到崩溃的地方，这是有中国自身的特点。

　　今天我们要来解决公平的问题，也印证了邓小平同志当年所说的，“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辛勤劳动和合法途径先富起来,带动其他人和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今天我们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包括解决收入分配相对不公的问题，已经是水到渠成。

　　更早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行不行？这个问题不是没有人讨论过，但当时有当时的任务。今天的背景是什么？经过28年的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可以聚融起的物资和资金不是20多年前可比的，现在是有条件也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要是说是因为近些年的改革过分强调效率，就是不公正地看待以往的历史。我们应该历史地看待收入差距问题。

　　主持人：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先生说，是三个因素造成了今日的阶层收入差距：一是体制的因素、二是发展的问题，三是公共政策的缺位。不知谢老师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谢寿光：应该说樊纲教授的上述分析还是抓到了问题的实质。刚才陆老师也提到，我们所说的收入分配差距，现在就是城乡、东西部和阶层之间的差距。事实上，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的心理问题。比尔·盖茨收入那么高，我相信全世界没有人认为有不合适的地方。在中国，富人收入过高，相当多的人甚为反感，就说明了这点。

　　在中国为什么会出现阶层收入差距这个问题？樊纲先生提出来的体制因素我觉得很重要。我们的主要因素就是初次分配的起点就不公平。有的人借助权力因素而获利，有的人通过对国有资源的侵吞而发财致富，这显然是体制的产物。

　　按照西方的观点，更多是从再分配来考虑的。而在中国，当前在初次分配领域就面临一个公平竞争的起点和公平竞争的环境问题。如何把政府从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角色出解脱出来，更多充当监管者的角色，这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抓住了这个核心，其他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主持人：谢老师刚才给我们详细深入地分析了阶层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有人认为：“中国收入差距之所以如此之大，原因并非高收入阶层收入太高，而是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太低。或者换句话说，并非是富人“太富”，而是一般人“太穷”。因此，解决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陆老师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陆学艺：这种说法反正表面上看起来有点道理。但我觉得光是这个说法并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正如谢寿光先生刚才所分析的，我们现在的收入差距跟群众的不满密切相关，我看主要原因不是这，而是体制因素。我是研究农村问题的，城乡有差别，当然农村本身也有差别。如果真是单纯的贫穷问题、你的努力老百姓也不会说，现在的问题就是权利不平等、机会不平等。

陆学艺：让58.2%的人去分13.1%的财富怎么能不穷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还在农村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分治、城乡分隔政策，尽管可中央早说过了，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要建立完善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我们对农村、对农民、对农民工实行的是什么政策？对同样是公民的农民和农民工，实行的却是跟城市居民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政策，前者在上学、看病和社会保障方面很少受益。昨天的一则新闻消息说，现在农村有60%的初中毕业生进不了高中就外出打工了，但在北京、珠江三角洲这样的地方已经实行12年制了。像北京这种地方，基本上人人都可以上高中，所以问题出在体制上。这么多的劳动力拥挤在这点土地上怎么得了？正是因为此，中央才说解决好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

　　三农问题是什么问题？我看是一个体制问题和结构问题。2004年我们的GDP里面农业创造的价值是13.1％。那么有多少人参加劳动呢？ 2004年的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46.9％，也就是说46.9％的农业劳动者才创造了13.1％的农业GDP。但是你要知道住在农村里的常住人口是58.2%，让58.2%的人去分13.1%的财富怎么能不穷呢？

　　但是，农民不能出来，因为体制上有一个户籍制度到现在还没有变革。农民进城后，仍被被看作农民工。跟城市工人同在一个工厂里劳动、干的是一样的活，农民工的收入却差1/3到1/2。这20年，农民工的工资基本上没有任何增长。

　　我说的这个体制因素，就是包括人口体制、就业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教育体制在内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已经形成了，如果不再进行改革恐怕就不行了。从这方面讲，收入差距拉大不是因为中低收入阶层没能力而收入太低，而是因为这个体制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所以，仅仅喊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对这些体制进行改革。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