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两国国情不同，但是都面临艰巨的反腐败任务，因此在学习借鉴韩国新农村建设经验的同时，不妨也吸纳其反腐败成果和机制的精华

　　8月2日，任职刚刚13天的韩国副总理兼教育人力资源部长官金秉准，就因1999年担任大学政治科学教授期间的论文舞弊丑闻引咎辞职，成为近两年来因丑闻败露而被迫下台的第二位副总理兼教育部长。作为学人和旁观者，笔者对韩国反腐败监督机制的运作有些兴趣和观察，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道道。

　　屈指算来，自2005年年初到现在的19个月中，韩国已有4名部级以上高官因各种大小丑闻而挂冠。其他三宗是：2005年1月7日，副总理兼教育人力资源部长官李基俊，因涉嫌在出任国立首尔大学校长期间，滥用办公经费事发而辞职。

　　2005年3月7日，财政部长李宪宰因非法买卖土地事发而辞职；2006年3月14日，国务总理李海瓒因在3月1日反抗日本统治的“三一运动”纪念日以及铁路工会总罢工首日打高尔夫球事发而辞职。

　　这样的政坛地震，不禁让人感叹韩国民主与法制进程的成效。曾几何时，韩国还是一个在国际上不得人心的军人独裁国家，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夕，国际社会就发生过在这个军人当政的国度，举办世界最大体育盛会是否合适的不小争议。直到1993年，这个国家才产生了第一位民选总统金泳三。

　　然而，军人政权还政于民以来的十多年，一种制约当朝高官滥用权力的机制，迅速形成并发挥出日益强大的威力。难怪今年4月访问笔者所在学校的韩国《明日新闻》报金基洙先生不无自豪地告诉笔者：公务员腐败问题交给媒体就行了，韩国媒体现在考虑舆论监督对象时，对科长、处长不感兴趣，最好是部长。

　　当代世界，腐败现象困扰几乎所有国家，各种丑闻层出不穷。这就在确立法制原则的国家，给予无处不在的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提供了空间。正如巴西新闻工作者西尔维奥·韦斯博德所言，如果说丑闻是“被揭露的腐败”，那么“所有丑闻都是媒体丑闻”。

　　从以上丑闻曝光的后续行为来看，它们大致遵循这样的路径：媒体曝光→反对党声讨→社会团体抗议→涉事官员道歉→声讨抗议延续→涉事官员递交辞呈。当然，这一切都在媒体的连续关注（包括报道和评论）之下。

　　当然，笔者在此无意将如此卓著的功勋归于媒体门下。事实上，虽然今天人人都知道没有媒体是万万不能的，但是韩国的反腐败制度还有独特的逻辑，其中公民社会组织发挥了不一定亚于媒体的作用。

　　所谓公民社会，是指国家和私人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社团领域，这一领域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结社）而形成享有一定自主权的组织，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

　　随着它的不断发展壮大，韩国的媒体逐步成长为一支强有力的社会力量。但是，与美国、英国等国家相比，韩国媒体在独立开展反腐败功能特别强大的调查性报道方面不但历史不长，而且鲜有基于长期扎实调查的力作。

　　而公民社会组织和媒体的良性互动，则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该国媒体调查性报道能力低下的弱点。最近几年的数起官场腐败丑闻，多半是由公民社会组织进行深入调查，然后举行记者招待会，将腐败详情公诸天下，对事态发展同样有重大影响。以李基俊财产丑闻为例：

　　2005年1月4日，韩国总统卢武炫任命李基俊为副总理兼教育人力资源部部长。然而，他刚刚上任，媒体就发表了一封“公民参与民主联盟”的声明。声明指出，李基俊任汉城大学校长期间在LG公司兼职并滥用办公经费，最终引起学生和教授们的不满，被迫于任满之前辞职。此外，他还帮助儿子躲避兵役。

　　声明发表之后，韩国媒体进一步展开攻势。《东亚日报》对李基俊长子以不正当方法入学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发现其长子李东柱入读延世大学的方法，不合乎《教育法》和延世大学的有关规定。并指出，李东柱入读延世大学化学工程系时，院长是与李基俊交情深厚的现总统秘书长金雨植。另外，地方媒体报道称，2001年，李基俊在其儿子放弃韩国国籍，加入美国国籍之后，将一份大的房产注册在其儿子的名下以躲避相关的税收。

　　媒体的曝光，在教育界和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韩国教育团体以各种形式抗议李基俊的任职，并要求他引咎辞职。在媒体以及公民团体的联合压力下，1月7日即上任第三天，李基俊被迫辞去相关职务，成为韩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短的政府高官。

　　中韩两国国情不同，但是都面临艰巨的反腐败任务，因此在学习借鉴韩国新农村建设经验的同时，不妨也吸纳其反腐败成果和机制的精华。笔者的建议是：考虑到复杂的国情，在特定的领域发挥媒体和公民社会组织的作用。

　　具体而言，结合不久前在矿难中舟车劳顿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发出的加强对矿业的舆论监督的呼吁，建议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领域鼓励和放手让媒体和公民社会组织有更大作为，以具体地消除一个个隐患为社会的和谐做贡献。（作者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新闻与传播系主任）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