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8月11日讯：“襄樊一位内部知情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高莺莺案专案组核查工作基本结束，核查结果确认老河口市宝石宾馆服务员高莺莺系跳楼自杀身亡。”我于网络，本不算什么博览家，但近半年来，也颇见了一些旷世奇闻，单就高莺莺案而论，“泣血九问”话音未落，死者父母已涉嫌伪证锒铛下狱，如今又有“内部知情人士”尤抱琵琶半遮面透露出核查结果。《拍案惊奇序》称：“少所见，多所怪”，“今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却不知耳目之内所见所闻，其奇诡诞幻，更甚于百倍。

　　核查结果确认“高莺莺系跳楼自杀身亡”，维持了事发时老河口警方的结论,至此故事便回到起点,只剩下一些挥之不去的疑团。这位人士既是“知情”，又兼“内部”，更有众多专家、权威为后援，但其面对疑团腾挪跌宕，却仍似力有不逮。撇开数日前的高莺莺父母被拘一事不论，该人士透露的消息，便有如下可圈可点之处：

　　据“知情人士”透露：“高莺莺死亡前写下，我是要死的人了。”理由是：专案组对高莺莺家中遗物进行了搜查，提取到方格信纸一张，纸上只有一行字，“我是要死的人了”。国人观念中，既决心自杀，总要向生者留下遗书，或诉冤屈，或陈苦衷，似乎非如此便难以瞑目。因此这寥寥数语，虽不似遗书之口吻，但既正可用作笔迹鉴定的样本，又能为自杀论点睛。高莺莺死于2002年初，既然“知情人士”能够断定，“遗书”必是死亡前刚写下的，则我们也假定是写于2002年初吧！如今时隔四年有余，该“遗书”既未被高莺莺家人发现，又未因辗转周折，光阴荏苒而散失，而是躺在其他“遗物”中静候有心人，如今因缘际会便重见天日，此拍案惊奇之一也。

　　据“知情人士”透露：“郭延静的证明是照抄的”。如今都说程序正义高于实体正义，因此调查组便可不问郭延静证明的内容是真是假，而只问其是不是照抄的。既是“照抄”的，且当时 “有一个律师模样的人在场”，则内容必无一字可取。而“干警身边的一部分询问记录”和调查组的询问，想必都已“进行了录像”，则千金难易一字，句句皆白璧无瑕。程序正义之法治观念如此深入人心，此拍案惊奇之二也。

　　据“知情人士”透露： “在高莺莺死亡当晚，高家亲人发现高莺莺工装钮扣脱落，腰带不知去向，裤子拉链洞开，鞋子也不见了，且上衣的钮扣是扣错的。”因此，“知情人介绍，公安部来襄樊的专家们用模特进行了多次高空坠落试验，证明在坠地时的强烈撞击中，以上现象出现并不奇怪。” 同时，他透露：对于高莺莺耳后的伤痕，可用坠落时的不规则撞击来解释；而对高莺莺手腕、手背上的紫红色握痕，据他个人的推测系他人抬下尸体时用力握持所致。用模特进行多次高空坠落试验，目的本来就是证明坠楼中会否出现前述情况，如今终于证成，专家之“不会奇怪”，想必是出于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精神。但即使工装钮扣脱落，裤子拉链洞开，耳后的不规则碰撞，尚可归咎为小概率事件，手腕、手背的紫红色握痕，确实也留下广阔的“推测”空间，那么腰带、鞋子的遗失以及上衣钮扣之扣错，专家仍认为并不奇怪，则可称得上匪夷所思，“无奇之奇”了，此拍案惊奇之三也。

　　据“知情人士”透露：“关于武警抢尸”，是因为停尸“影响了宾馆的正常经营，政府在上面所说的背景下介入是很正常的”。武警和警察人数也“并不像民间说的那么多”，正好八十人而已；目的不能说不“正常”，乃是为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保驾护航。这段消息，笔者不作点评，但作拍案惊奇之四也。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高莺莺死亡后，老河口市委、市政府迅速组成了一个工作组介入此事。”“在赔给高家人的49000元钱中，事实上宝石宾馆只出了7000元左右，其他的钱都是老河口市政府出的。政府这样做就是想息事宁人，保持稳定。”对一位民女的自杀事件，老河口市委、市政府反应如此迅速，赔偿如此积极，也称得上“以人为本”。但赔给高家人的42000元，因何依据与理由支出，却是颇让人犯疑的，莫非竟如海峡彼岸的陈水扁，也动用了“国务机要费”？此为拍案惊奇之五也。

　　高莺莺之死已逾四年，公众对高莺莺死亡真相所持之怀疑，并非任意怀疑，而是建立在对已知事实进行慎重思考基础上的合理怀疑，“知情人士”的辩解，与其说澄清，不如说加深了真相之上的疑云。我们更应认识到：造成此种怀疑与不信任的，不是媒体的炒作，更不是网民的喧嚣，而是这一事件中已出现的太多不正常现象，和这类现象所折射的，国人既熟悉又陌生，既血脉贲张又无可奈何的某些社会现实。如今逝者已矣，但生者却不能听任社会公信与公理自杀，这也算是我们继续追问的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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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