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有电话来问我，你在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肖传国诉方舟子（方是民）名誉侵权案中，表态站在方舟子一边吗？我说没有呀。他说网上都挂着呢，还挺显眼的，来源是《新闻晨报》。于是，我经指点，终于在网上找到了相关专题，看到了关于我的篇幅。

　　既然赖不掉，那就从实招来：前些天，大概是本报北京站记者李海鹏吧，说上海有家报纸想采访你对于方舟子打假的观点。我这一段因家人住院心神不宁又没时间，但也不好意思拒绝，答应随便说几句看法。后来一位女记者电话找到我，说起是肖传国教授起诉方舟子一案。我说我对这个案件并不了解（中国的事那么多，我也不可能像东林党人吹的“事事关心”），她给我很简短地介绍了此案的大略。我说，我只能泛泛地谈谈我对这种事的基本观点。从交谈中我感觉，她对双方并无偏袒，基本立场与我也较一致，所以没有坚持让她给我看见报的文字。

　　以下是她的表述：

　　【庭外声音】

　　鄢烈山(南方日报集团高级编辑，时评家)

　　笔墨官司笔墨打

　　“在这个官司上， 我可能要站在方舟子这一方。”鄢烈山在得知判决结果后，向晨报记者表示：“我觉得，法院来作这个判断不太合适。科学都是一个个专门的学科，发生争执的时候应该由学术监察机构来评判，只是现在没有这个机构，只好诉诸法院。那么，法院应该请那些学术机构来作鉴定？我的看法是，笔墨官司应该笔墨打，学术争议最好还是在学术层面解决。”

　　但鄢烈山同时表示：“不过方舟子也需要吸取这样一个教训，无论这个案件是胜是负，都会使他在以后的打假行为中更谨慎更严谨。他的学术打假是民间的个人行为，所以他必须要对自己负责。他揭露了别人的隐私，就要算侵权，他造谣诬蔑人家，就要负法律责任。”

　　——她没有存心歪曲我的意思，只是用词有出入，会给人造成误解。

　　首先，我现在还是糊涂的，不知我接受电话采访是在哪一天，是在一审判决结果出来之前还是之后，换言之，我的表达与此案一审判决结果无关。

　　其次，“在这个官司上，我可能要站在方舟子这一方”这句话，见报前若给我过目，我会将“这个”改为“这种”。我一惯不赞成这种事上法庭。

　　《新闻晨报》关于我的这个标题《笔墨官司笔墨打》，是我1997年或者1996年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评论题目，当时是不赞成著名作者韩少功起诉北大副教授张颐武（张评论韩写中国农村文革生活的小说《马桥词典》“抄袭”了外国作家，一批名作家表态支持韩到法院告张）。今天，我仍然是这个立场。

　　笔墨官司自古就有，没有必要动辄上法庭。鲁迅先生骂人骂错了的不少，他被辱骂和污蔑的就更多，好像双方都没有上过法庭。“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路人论短长”，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牛顿与胡克的纷争今人不大知道；牛顿及其追随者与莱布尼茨及其追随者论战，互相攻讦几十年，了解点科学史的人都有知道,这也无损两人的光荣，且微积分公式（“牛顿—莱布尼茨”公式）将永远使他们“珠联璧合”下去。

　　今天我不赞成上法庭，实话实说，是我对打官司没信心。这个没信心有两种成分：一是对专业领域的事，我认为应该由相关专业领域的权威（人士或组织）来评判；二是对当下的司法公正持怀疑的态度。远看陈永贵之子诉吴思侵犯名誉权案罪名成立，近看王天成诉周叶中剽窃案一审败诉，还有什么刑警打交警、街道城管打市城管，我们很难信任某些司法人员的公正立场。

　　然而，第一，时代毕竟不同了，不能简单地拿鲁迅甚至牛顿的时代来类比。当今的人生活压力大、节奏快，没耐心“拖泥带水”地与人争论，上法庭类乎扔白手套决斗，情愿拼个你死我活立见分晓；何况，如今是个观念“崇尚法治”而不是“无讼”为上的时代。因此，有一方要上法庭，那是他的公民权利，另一方也只有奉陪。因此，我的所谓“笔墨官司笔墨打”就像孔子的“无讼”一样只是一个美好愿望而已。

　　第二，“笔墨官司笔墨打”有两个前提，即双方有平等的诉诸笔墨的能力（能力和权利是两码事，能力也有大小，有人能写、有人能做） ，双方有平等的话语权（一视同仁给双方表达机会的平台）。从这两点来看，方舟子擅长舞文弄墨，且有经营日久已成气候的《新语丝》网站，肖传国显然不是他的对手，肖选择上法庭应该说是明智的。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这是有关学术评价、学术监察机构缺位下无奈的选择——上法院打官司是双方费时劳神破财的下下选。我说， “发生争执的时候应该由学术监察机构来评判，只是现在没有这个机构，只好诉诸法院”，这话不一定准确。“这个机构”现在也许有，但是我们感觉不到它的作用，学者教授也不相信他们的作用。假如“有”这样一个权威的学术评价、鉴定和监察机构，由他们对肖、方之争做出有公信力的评审，肖根本不必担心他的名誉受到诋毁和玷污，他还用得着出诉讼费吗？此前有报道披露，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的头头说，他们学术委员会要开会研究某教授的学术造假问题，展开调查，须经校党委组织部门批准。这样的学术委员会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还值得信任吗？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学术打假的途径是多样化的。其主力军是学术评估、监察组织；学术圈的事学术圈里解决，是学术独立和自治的表现方式，既有权威性又节省社会成本。其次才是方舟子这样的个人学术打假行为，以及媒体的监督；上法院是“最后解决”的途径。

　　方舟子是个比较特殊的“现象”：他的个人行为与媒介行为常常是混为一体的。对此需要多说几句。

　　总的来说，在学术造假多多，学术腐败呈河决鱼烂之势的今天，方舟子的出现是个“异数”，他的存在对“国际级”的骗子就是一个威慑。他的贡献有证据表明是无可替代的。同时，他也有可能伤害某些人，不论是不是误伤，他毕竟没有官方的权力，不可能“一言九鼎”地以莫须有的罪状置某人于死地。

　　不论是作为撰稿人方舟子个人，还是作为传媒的《新语丝》网站（民间的、个人办的媒体，面向社会就应是社会公器，就应有社会责任感）都有一个如何自律的问题。自律得好，便有公信力和影响力。否则，被别人告上法庭输了官司事小（在当下中国，人们更相信 “是非自有公论”，倾向于质疑法官的判决），信口开河被公众所唾弃更糟。

　　方舟子摆事实如何，我无从置喙；讲道理显然还大有改进的地方，我是指他的文风应该更理性更平实，不要学鲁迅式的文学语言，更不要用红卫兵式的大批判口吻。

　　大家可以看到，我说的与肖、方之间的讼案没有直接的关系，尽是些“原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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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