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云矿难”后又有了“灵石矿难”，50多条矿工的生命顷刻间又去了“天国”。

　　对此，有“中新时评”说，矿难的问题谁都知道，但“谁也解决不了，谁也不会解决，因为它牵扯到当地的经济利益和‘官煤勾结’的问题”。

　　悲哀吗？是的。这就等于宣布，山西的矿难是不治之症，晋煤枯竭前，这出令人窒息的“晋剧”还得继续演下去。

　　事出必有其因，是什么让山西人陷入尴尬呢？让我们试着从近代据说辉煌的“晋商文化”来追寻答案。

　　近代以来，“晋商现象”无疑是山西历史文化在近代现实逼迫下迸发出的精神之光。那便是，在资源短缺的大背景下，务实、厚重、坚韧、开拓、进取的“晋商文化”曾一度让山西小镇成为“大清央行”所在地，而具有现代信用制度性质的“票号”的发明，更直接催生了让龚自珍都感叹“海内最富”的晋人风采。

　　骄傲吗？是的，因为“乔家大院”式的辉煌至今让人艳羡。但其实自那时起，山西衰落的种子便“生了根”。因为“务实”，因为“最富”，更因为短视的“实惠”观念，晋人在当时便给康熙留下了“重商轻学”的印象，而“从娃娃抓起”、培养“会打算盘”的“伙计”从那时起便渐成“时尚”。

　　在商业思想上，晋商是发达甚至超前的，但自此，从做“大清央行”中尝到了甜头的“晋商”便有了致命的短视缺憾，乃至今日，山西的富翁还被报道为“思想封建长于政治、不官而官”。

　　这便有了山西人近代史上从小务商“拨算盘”的“阎锡山传统”。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山西人有着极端“实惠”并发挥到极致的小农意识，“不官而官”则成了晋人大智慧的象征。

　　也正因如此，山西的“官”也便能看到“逍遥的商人”的“实惠”而喜欢和商人们称兄道弟。于是，一张张庞大的笼罩在温情脉脉面纱后的“关系网”诞生了。

　　盘根错节，无“法”无天但“有情”，早已成了山西官场、商场的最大特色。所谓“官煤勾结”，不过是这种网的缩影而已。

　　牺牲了的，只有“法”。因为在山西人眼里，“法”是人定的，也是人执行的，所以，织造“人网”，才算抓住了根本。而目中无“法”则让山西曝出了一起起诸如“侯马警察打北京警察”的可笑新闻。

　　在这里，“实惠”成了山西人思考问题的绝对重心，由此自然会诞生对商、官的崇拜，而“学”和“艺”则成了敲门砖或者等而下之的点缀———在山西官场，能背诗题字谈史甚至说说“万荣段子”式的“风雅”，才是每个官员必须通关的“技巧”。

　　而在这种近乎舍本求末的“实惠”观念支配下，富裕但逐渐失去了开拓精神的晋商变得保守了。资源匮乏的逼迫下，他们“走西口”，他们纵横四海，但当他们富裕后由于恃重由于战乱等变得保守世故时，煤矿被发现了，如此，顺理成章，“合算”的“挖煤”成了风光的营生。

　　晋人近代以来“外向型开拓性”的“文化基因”的退化以及解放后的“能源国策”，都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所以，山西人的当务之急非常明确，即先要“卖掉”那些“实惠”却短视的保守观念，“卖掉”那些罔顾法律的“关系网”，“卖掉”那些有浓厚“重商主义”痕迹的“算盘传统”！而政府也有责任从政策上机制上帮助山西人走出煤炭依赖，发挥厚重诚信但不失开拓精神的文化传承。否则，“卖完煤”后的山西除了汾酒仍旧馨香、老陈醋继续酸洌之外，还能“百度”出什么可资在信息时代笑傲群雄的“非煤商品”呢？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