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早就知道韩寒，看过他的《三重门》，但除了恶意的调侃和良好的语言感觉，《三重门》似乎乏善可陈。后来知道有个“80后作家”，再后来知道其中有个郭敬明。但有了阅读《三重门》的教训，就再没有阅读他们的兴趣。不仅因为兴趣，更因为好书太多，实在读不过来。到现在不知道郭敬明的粉丝们为什么把郭敬明叫做“小四”，甚至于看了韩寒、张悦然向郭敬明叫板的新闻，才知道张悦然是女的……这样说来，无非说明我没有资格对郭敬明、张悦然们的文字作出什么评价；而且，也算“无知者无畏”吧，在借郭敬明事件说说网络暴政与新犬儒主义的时候，对由此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无从预料。

　　我说的网络暴政，是指多数网民形成网络强势，利用密集的点击和跟贴，不顾事实，强词夺理；不容分辩，党同伐异；不讲理性，恶语伤人；甚至于走出虚拟的网络，干扰别人现实的生活。按说网民是以年轻人为主，应有现代的理性与宽容；按说网民是以文化人为主，应有学识的基础与学养的支撑。但马甲一套，人性压抑了，兽性释放了。年初，韩寒大骂“文坛算个屁，茅盾文学奖算个屁，纯文学期刊算个屁”，居然就能把文学批评家白烨骂得关了博客落荒而逃！“三屁”算个鸟理，它不过是网络暴政的胜利。韩寒振臂一呼，黑压压的网民一拥而上，哪还容白烨开得了口？这回的郭敬明事件更是如此。先是抄袭被逮了，而且败了诉。抄袭本是写家最缺德的事，但郭敬明却毫无愧色——“愿意赔偿，不愿道歉”。大批的跟贴，却是“抄怎么了，抄得畅销就是本事！”“即使抄袭，我们也支持你！”弄得被人抄袭了的庄羽，倒像是有愧于郭敬明。窃文不是偷，被偷才是罪……这些网民眼里的世界，还有什么是非曲直？

　　犬儒主义是古希腊的老东西，愤世嫉俗而不能，转而就玩世不恭。专制主义，尤其能催生犬儒主义，所谓“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王夫之语），此之谓也。网络暴政催生的犬儒主义，我把它叫做新犬儒主义。它的暴政虽然是虚拟的，但它的威压却是现实的。因为虚拟的世界更容易视而不见，新犬儒主义对待网络暴政更容易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当韩寒及其追随的网民，对白烨群起而轰之的时候，整个舆论界悄作壁上观；这回韩寒、张悦然向死不道歉的抄袭者郭敬明叫板，评论界却“集体失声”。记者联系了六七位研究当代文学的专家教授，虽然大部分对郭敬明抄袭事件非常熟悉，但或者表示不便发表意见，或者以时间为由拒绝采访。仅有一位表示，“法院已经判了，郭敬明应该按法院的要求做”（7月7日《北京娱乐信报》）。郭敬明挑战的是写作的底线，评论家情况“非常熟悉”，却拒绝评论，让韩寒、张悦然横刀跃马，煞像“两英战吕布”，蒙羞的无疑是整个评论界。

　　难怪韩寒骂“文坛算个屁”，一声不吭的文坛还能算什么呢？网络是非理性的暴政，文坛是非阳刚的犬儒主义。“只须有一点慧黠，再加上妄自尊大和厚颜无耻，就能给自己博取响亮的声誉”（别林斯基语），正成为某些人浪得虚名的法则。从这一点说，韩寒敢于指斥郭敬明的粉丝“傻、幼稚”，似有几份可敬。但别忘了，他身后也有一批粉丝，就像山大王身后的喽罗，需要对阵时也能一拥而上。而这，才使他敢于叫板郭敬明。因为郭敬明的拒绝道歉，在韩寒的眼里，竟觉得“表现得像个男的”。这事换了韩寒，估计同样不会道歉。他拒绝的是理性，其实也不是暴政。倒是张悦然的批评，大义凛然得多。“盗窃有理，掳掠光荣；小盗窃铢，大盗窃文”，揭示了郭敬明抄袭行径的实质；“郭敬明已经丧失了从文资格”，捍卫着写作的底线；“‘郭敬明事件’爆发，预示着我们这代人肆无忌惮地走向了我们梦想的反面”，昭示着可贵的群体反省；连郭敬明“为了曾经的付出和写作的辛苦”而不道歉的“悲情姿态”，也被指斥为“精神乞丐”，入木三分，酣畅淋漓。我不禁对张悦然有些刮目相看了。“80后”营造的网络暴政，看来只有靠“80后”自己来推翻了。至少在韩寒与张悦然身上，没有看到多少犬儒主义的东西。

　　我把这篇东西贴在自己的博客里，不知它会不会招谁惹谁。我甚至不知道一旦遭遇网络暴政的时候，我会不会同样地犬儒起来。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