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月28日《文汇报》上读到舒芜先生文章《“国学”质疑》。从文末所署“2006年4月16日”的日期来看，应该算作是舒芜先生的一篇新作。84岁的老人还在笔耕，不能不让人心生敬意，尤其是觉得舒芜先生在对待传统文化、对待东西方文化、对待历史、对待社会，都始终是坚持理性的态度。这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坚持下来，就很难了。

　　很奇怪，现在一说要建设和谐社会，似乎就要呼唤孔子，呼唤儒学，呼唤“国故”，呼唤有些人心中所谓的“传统文化”。我们知道，有些人所说的“国学”，实际上也就是“四书五经”就是孔子的那一套，后来被尊称为“儒学”。我也确切地知道，现在有些地方官员一听说要建“和谐社会”，就以为非求助儒学不可，甚至认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就是儒家思想”，也只有儒学才能帮助我们建成有些人所要的一种“和谐社会”。那么我就想问：我们要建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和谐社会”？孔子的思想是封建思想，这在五四时期就已有定论；而所谓的“儒学”，事实上也充斥着封建思想的糟粕，这都是不争的事实。既然如此，那么，难道我们要建成一个像“封建社会”一样的“和谐社会”？就算是真的建成了这样一个“社会”，要算进步呢还是算倒退呢？而据我所知，中国一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也从来就没有真正“和谐”过——也不可能和谐。

　　当然，今天无疑要建设和谐社会。但这个和谐社会，一定是一个完全摒弃了腐朽的封建意识，或说与封建气息毫不沾边而又具有现代文明的和谐社会。否则，十几亿人的一个大国建一个充斥着“封建意识”的“和谐社会”干什么？

　　现在不少人都欢呼胡适“归来”，笔者当然也举双手。然而，恰恰胡适对孔子对儒学对我们的传统文化都是持批判态度。他把中国的古典，说成是“国故”，还写了一篇又一篇要整理国故的文章。可胡适所谓整理“国故”，就是要大家看看我们的“国故”到底是些什么货色，就是要让国民认识到我们的“国故”其实并没有多少价值。他说：“我所以要整理国故，只是要人明白这些东西原来‘也不过如此’！本来‘不过如此’，我所以还他一个‘不过如此’”我读胡适，深深地感到他对中国的旧传统旧道德旧文化的批判是何等猛烈，并且不仅自己批判，还特别赞扬那些对腐朽、野蛮、非人性的传统道德进行猛烈批判的人，如当时的吴又陵、陈独秀等，甚至还十分欣赏在这方面进行批判的外国人，如挪威的易卜生等。你只要读读他的有关文章和书信，就知道胡适先生对我们有些人心中的“文化传统”是在进行着怎样地批判，甚至有些批判的语调直如鲁迅。例如他在《易卜生主义》里说：

　　“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

　　然而，胡适的这些真知灼见，那些热衷“国故”热衷“尊孔”的人却视而不见。一如舒芜先生在文章中所说：“现在一些莫名其妙的潮流，有的是为了迎合主流意识，有的干脆就是迎合某些保守、复古的心理。从袁世凯以来，已经有好几次这样的潮流，‘五四’以后也翻了好几次了，每次提出来的都是那套东西，所谓‘尊孔’、‘读经’、‘弘扬国学’，过去早就‘老鼠过街’了，没想到搞了这么多年改革开放，还有人想翻这个浪潮。”在舒芜先生看来，我们有些人所谓提倡“国学”，“则完全是顽固保守、抗拒进步、抗拒科学民主、抗拒文化变革这么一个东西”。现在有些人所说的“国学”，“就是讲儒家的那点东西，封建的那些价值观念。现在，又跟民族精神这样一些含糊其辞的概念，搅合在一起，好像这样就能对付信仰危机了，就能维系人心了，就能形成凝聚力了，事实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2006-6-28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