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创作的尊严面临严峻的挑战。创作成果被随意地歪曲，经典名著被任性地拆分；只要点击率高就好，只要票房收入多就好，只要名利双收就好。这种流行文化的无序状态正影响着阅读者的视听，影响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解读和对流行现象的理性判断。究其原因有很多，但主要原因还是一些媒体工作人员和文艺创作者的责任意识缺失。

　　历史终会以其特有的坚韧来淘沥出属于那个时代的作品，作品价值是要经过历史来证实的。而时下的创作却越写越粗糙，创作态度也越来越轻薄，作品流于表面的热闹和肤浅已渐成势头，迎合与屈从的态势正在蔓延。在商品社会的物欲享受中，人们像是急了，急着出书，急着出名，急着抓钱，急着要那些很现实的东西，急着把那些能装扮自己的光环都罩在自己头上。囿于一室之中，通过网络的便利下载着自己的梦想，写作状态越来越倾向于闭门造车，仿佛一夜即可成惊世之作。其实，电脑网络抓去了你的眼球，也抓走了你的认识和判断力，使你眼界不宽，胸怀狭窄；没有创意，毫无生机。这种剪接、拼凑成的“创作”，是丝毫没有生命力和美学价值的。

　　当盛行的风气把消遣和娱乐奉为第一宗旨，那么创作的目的自然是把迎合与趋从当成立身的准则，结果是投合了市场的趣味，降低了作品的美学标准，丧失了作者的人格魅力，搅乱了大众的视听评判。大多数人根本不从历史的传承和文化的精神来进行思考和创作，很少有人从民族的世道人心来触摸时代脉搏，透过风云变幻的表象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只是想经过简单的克隆和复制，毫不费力地收取名利，结果是平庸自不必说，道德沦落则日见明显。

　　媒体工作者既不能把极端个性的东西展现给观众，也不能把属于极端个人的观点强加给大众，要把对观点的解读放到时代的背景上去阐释，要把对真理的感悟放到大众的层面去引导，把对艺术的表现放到民族文化的发展中去挖掘；站在观众的角度去尊重他们的理解，站在思想的高度去提升他们的境界；以创作的严谨和责任意识来从事自己的工作。某些文化人在利益的驱动下，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到创作粗鄙化的行列中，在娱乐新闻里“发掘”材料，在茶楼酒肆“激发”智慧，在流行时尚中“附会”思想，几乎成了当代文学创作的一种流向。写作正在失去基本的朴拙和大气，文学的星空划过了太多爱情的弧线和哭泣的泪痕，作家之“心”越来越骄气，创作成果越来越小器。面对这种状况，要让创作走出困境，有必要建立一种学术秩序和道德规范。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容忍错误的倾向，总是沉默，必须有清醒者从缄默中站出来说话，坚守住人类精神的“月亮”，这是一个时代的迫切期待。可是现实中人们都是希望别人去做守住“月亮”的孤独的树，而自己则愿作树的旁观者。殊不知，这正是社会缄默的缘由，一个充满思想活力和精神自由的社会全然不是这样的。现代文学史上鲁迅的成就不仅是他写出了惊世小说，更在于他用杂文和人格为民族立起了不屈的脊梁。

　　古人曾有“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至情，“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的执着，“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浩气，我们应该少一些物欲的功利思想，多一些写作的平常心；多一些可传承的思想创作，让人涵咏，让人沉醉，让人扼腕悲吟，让人为之倾倒。对时下越发时髦的著作等身，隐含其后的忧虑是人们的现实焦躁和真正创作能力的降低。“剑桥法律系宽敞明亮的教工休息室里，只是在最右边不足一米半宽的架子上，展示着本系教工的科研成果。如果从梅特兰开始算起，100多年来这里教师的成果仅此一小架，委实不能算多。”这是留学剑桥的学者最切实的感受。实际上真正的创作成果即便是鲁迅先生的一生著作也不过五六百万字；一本《老子》也只有五千言。但谁能否认其经典的巨大价值？

　　宋代鸿儒张横渠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先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当成自己的读书理想，我们也应以此为文学创作中自觉遵守的规范和准则，若如此，那是我们这个时代幸甚，我们国家幸甚，我们民族幸甚。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