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浙江湖州市委书徐福宁因受贿落马，其主要犯罪情节发生在他宁波期间，接受宁波大剧院承包方龙元建设集团的贿赂。有意思的是，对于这个剧院工程，他曾多次在大会上强调：“一定要确保领导的政治安全。”（见6月25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徐福宁这个“一定要确保领导的政治安全”很暧昧，我们可以理解为他在警告各级领导，一定要洁身自好，不要重蹈“工程上马干部下马”的覆辙；也可以理解为暗示承包商们要把“工作”做细，免得留下什么把柄，从而威胁领导头上的乌纱。考虑到他说一套，做一套，恐怕还是后面的理解更准确吧。

　　不管徐氏此语何谓，领导的“政治安全”是个有意思的话题，值得一议。

　　说实在的，领导的“政治安全”（说白了就是“乌纱安全”）对社会确实非常重要。于领导而言，在当今社会，要混一官半职不容易，多年媳妇熬成婆，“政治安全”对于他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于老百姓而言，我们也不希望每一任领导都被腐败打得溃不成军，“政治”毫无“安全”可言对百姓也不是福音。领导的“政治安全”确实需要确保，可应该由谁来确保？这是一个问题。

　　按照惯例，领导的“政治安全”多半由自己来确保——通过各种思想教育，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自觉抵制腐败的诱惑，确保“政治安全”。可是，事实一再证明，“圣人政治”是一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悖论，是靠不住的。徐福宁就是一个活例，他不但自己去中央党校进修过，而且还经常给其他领导干部上廉政教育课，这样的人一样要出事（甚至连去中央党校进修前也收了建筑承包商送来的十万元“进修经费”），还要让人说什么才好呢？

　　当然，体制内也准备了庞大的监督力量去确保领导的“政治安全”。然而，由于体制肘掣，安排失当，这些监督机构总是事前缺位，事中失语，等到事态“惊动”这些事后诸葛亮，犯罪事实早就发生了。公众的利益受到侵害，领导的“政治安全”也就处于覆巢之下。

　　权为民所授，从权力指向来说，只有公众才有权、有力确保领导的“政治安全”，民主监督是低成本的优势策略。如果公众的监督权受到重视，领导干部一举一动都会曝露在公众监督的“放大镜”之下，一伸手就受到警告，如斯，既避免了公众利益进一步受损，也确保了领导的“政治安全”，正和博弈，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为了应对多方面的机遇和挑战，一系列扩大党内民主的实践正在中共的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等层面次第展开（见6月25日　新华网）。扩大党内民主，对于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无疑是大有裨益的，期待它能带来“放大效应”，让民主成为社会常态。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