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通读了北京大学李玲教授及其课题组形成的宿迁医改调研报告(《中国青年报》6月22日)。本人凭着对医疗卫生知识以及科学研究方法的一点常识，感觉这份科研报告有许多令人费解、引人误解的地方，算来有九点疑问，说出来与李玲教授商榷。

　　一、六天时间能否了解五年改革的全貌？报载，2006年4月6日至10日，4月28日至30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医疗卫生改革课题组两次赴江苏省宿迁市，对宿迁市区、沭阳县以及乡村的医疗卫生状况进行调研。从时间上看，第一次是4天，第二次是2天，共计六天时间。宿迁的医改起始于2000年，至今已五年多时间，其间从学者、媒体等方方面面都对宿迁医改进行过深入、详实地研究和报道，提出了一些问题和建议，宿迁也不断地进行了规范、完善和提高。作为一个重大的社会科学课题研究，李玲的调研组短短六天时间能否全面了解宿迁这场改革的起因、背景、过程、结果，值得怀疑。

　　二、报告的论据是否有力地支撑了论点？李玲教授报告的卖点、看点、结论是群众“看病贵”。报告还极为煽情的讲：“目前宿迁市‘看病贵’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老百姓的医疗负担反而加重，潜在医疗卫生问题令人担忧。”但是通读全文我们未看到，也不能理解宿迁群众看病贵，是比过去贵，还是比周边贵，甚至还是比李教授所生活的北京贵。笔者认为，要论证上述结论，至少需要三个方面令人信服的数据：一是抽样调查得到就诊群众的医疗负担；二是纵向比较，宿迁医改前后就诊群众医疗负担；三是横向比较，宿迁与周边地区就诊群众的医疗负担。李教授的报告对上述三个方面最核心、也最重要、最能说明问题的数据只字未提。相反选择了一些零散、误差大、随意性大的个案来证明，这样得到的结论怎能令人信服。仿佛读者面前的李教授的形象就是居高临下、颐指气使，“我说你看病贵就是看病贵！”

　　三、数据和案例的取得是否是第一手资料？李教授的报告说宿迁的医院把不严重的疾病故意说得很重。一位50多岁的农村妇女手腕骨折，医生极力推荐该患者换人工关节，并称52岁妇女已到更年期，骨头停止生长，骨折已无法恢复，必须换人工关节，并特别说明这是我们在宿迁某医院(最好的医院之一)就诊时亲眼所见。但是笔者查询了相关资料，证实到目前为止，全国尚不具有成熟的腕关节更换技术，江苏更是从未开展过一例更换腕关节手术，不知李教授从何而见？再如，调研报告说“等到民营医院免税期满后，政府税收也会增加。”殊不知，宿迁所有民办医院都是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非赢利性医疗机构，没有一家是在工商部门登记的赢利性医疗机构，根本就不存在税收，试问怎么还会出现免税期到期的问题呢？

　　四、调查研究的方法是否需要改进？李教授的报告说，宿迁的医改已经很明显出现了“医疗装备竞赛”的趋势，各医院都努力扩大规模，纷纷上马高精尖设备。规模稍微大一点的医院就配备彩超、CT、核磁共振等，甚至一些一级医院也购置了CT，而电子胃镜、全自动生化仪等医疗设备在一级医院已是常见设备了。姑且不论一级医院（在宿迁主要是乡镇医院）是否有能力购置这样的设备（一台普通CT约400万元左右、一台电子胃镜约80万元、一台全自动生化仪近百万元），即使有，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出发，李教授常规的调查方法，应该是宿迁有多少家一级医院，有CT、电子胃镜、全自动生化仪实际有多少家，而不是这些设备已是常见设备了。笔者进行了调查，实际上，宿迁目前一级医院仅有别人淘汰的8台旧CT。

　　五、个别现象能否代表大多数甚至是全部？李玲教授的调研报告很吸引观众眼球的一个地方是：不需要开刀的疾病让病人开刀，还举例说一些医院的剖腹产率达90%。学过统计学的人都知道的常识，取得这样的数据必须进行科学设计，抽样调查，李教授可能由于时间仓促等原因，绕过了这样费时费力的科学统计方法，以点盖面，以偏盖全，直接说一些简单的现象，加上不知从何而来的百分比，让人如坠雾中，不知所以。

　　六、欠发达地区的群众是否就应该享受低级医疗服务？李玲认为：宿迁这样的贫困地区最缺乏的并不是高新技术设备，而是大量低成本、有效的服务。宿迁依靠民间力量引进医疗设备被李教授斥为“医疗装备竞赛”。是不是只有北京等大城市的人才能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欠发达地区的群众就无权享受呢？人生而平等，这是自从民生思想诞生后就形成的深入人心的理念。李教授发此高论，究竟是为广大百姓作想，还是歧视基层群众呢？令人深思！

　　七、理论上是否存在简单推理问题？李玲教授的课题组经过调研后发现，在宿迁医疗服务价格不断下降的情形下，医院服务机构的收入却不断增长：宿迁市人民医院2004年收入9000多万元，而2005年上半年，医院的收入就达到6500万元。人均门诊费用、住院费用下降，而医院数量迅速增加、医院收入也迅速增加。并据此认为，其直接的原因是群众的医疗负担加重。事实上，当一个地区医疗资源处于供小于求时，增加资源满足群众需求，显然不会增加群众负担。即使是当医疗资源供过于求时，也要考虑到以下的因素对收入的影响：一是群众收入的增加，医疗消费总额上升本身就是必然。二是大病统筹等政策实施后，群众原来无能力治的大病现在能治了，实际就医病人结构有了调整。三是随着医疗设备的改善，医技水平的提高，一些外流病人被吸引回来，增加了病人总量，等等。

　　八、对医卫人员道德防线的冲击是否有利于医患矛盾的缓解？纵观调查报告全文，充满了对医院举办者和医务人员的怀疑，甚至是丑化。认为：“医院总是有办法通过一些手段来获取足够的收益，如能够诱导需求，病患的利益就会受损。”而且文中选取的许多案例都是医院和医务人员如何误导、诱导群众消费，让读者看到几乎是所有的医务人员都品质低下，不择手段地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不是我们的“白衣天使”的素质真的就到了道德沦丧，没有良知，只有金钱的地步？

　　九、共性问题是否存在故意放大现象？一些在公办、民办医疗机构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被李玲教授人为地放大，误导读者。李玲教授的报告认为：“根据对医生的访谈，无论是原来的公立医院(如人民医院)，还是新建的民营医院(如仁慈医院)，都存在着医生开药和开检查提成的行为。”还有至今是医疗卫生领域难以解决的“绝症”的“红包”、“回扣”问题。这些现象是否在李教授的6天调研中亲自遇到过，还是想当然的推测（如红包、回扣问题等），这些问题即使存在，我想这不仅是民办医院、宿迁所仅有，在公办医院、其他地区以及非卫生领域有无此类问题，恐怕也很难有人打包票。缘何把此类问题都归罪为宿迁的医改呢？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