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二，国家统计局负责人在正式场合讲话披露，由该局率先提出并为舆论热炒的“绿色GDP”考核指标体系一时半会儿难以推出，作为扭转唯GDP至上的“片面政绩观”之急需，该局正着手制定国民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社会进步指数等统计指标体系，以增加GDP考核时的人文含量。

　　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还在上周公布了今年前5个月经济发展的各项统计结果， 1至5月的GDP依然十分亮丽。可稍作考量，拉动GDP继续飘红的主导因素仍在于政府投资的强烈介入，导致整个经济结构中内生型和外生型的矛盾仍在进一步积累和加剧。

　　国家统计局很明白，市场经济是依赖民力、民资、民智、民有、民享的“五民经济”，那种由政府主导的掠夺式、卯吃寅粮型、首尾不相顾的经济发展模式最终是难以持久的。作为政府机构中敲边鼓的参谋部门，该局着急，但无可奈何，以至于在前不久提出一项闻所未闻的政策建议：允许一些地区的GDP零增长甚至负增长，以避免和减少政府的短期行为对资源、土地的掠夺式开发和对环境的破坏。

　　经济发展若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系经济运行的周期性规律使然，与政府是否“允许”并无直接关系，只与多种市场因素和外部条件的变化有关联。在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前面加上一个“允许”，修辞上就闹出了笑话。然而，换个角度思考，“允许”一说却又形象地反映出政府愈益严重的“GDP依赖症”。

　　就“GDP依赖症”的起因，官方文件归咎为“片面的政绩观”所致。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哪份官方文件公开将GDP增幅与官员政绩直接挂钩。既如此，又如何解释那么多的官员存在“片面的政绩观”，直至陷入其中而难以自拔？深入分析，我提出一条思考的路径：都是“合法性”问题惹的祸。

　　“合法性”的法理解释自不待言，在政治语境下，则涉及权力来源、授受、行使三个主要方面。特定国情之下，我将其“演化”为改革开放的起源、过程和目标。

　　起源：“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在“十年浩劫”弄得国民经济全面崩溃民不聊生的前提下被迫启动的。过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才是硬道理”、“拿票子换位子”等耳熟能详的口号，反映出通过经济增长逐步化解历史积累性矛盾的战略思路。然而，未曾料到或估计不足，某些深层次的积累性矛盾不破解，以经济发展之“俊”遮他们矛盾之“丑”，在封闭状态下也许可行，在开放现状下根本不可行。开放放活了经济，亦放活了思想、观念和理念。目标：从最早实现“四化”到现今的构建和谐社会——在困惑与冲突中，目标亦不断修正。操作层面，“新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应运而生。

　　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从逻辑上讲，二者通过互动呈现互为因果关系。但28年的实践是开放大于改革，而在改革的范畴之内，“三项”改革又未能同步推进，导致整个改革过程突现出越陷越深的“囚徒困境”，客观上迫使官员们对GDP愈益依赖，似乎只有GDP高速增长才能证明政绩，而其他指标则因改革尚待深化而似乎无从证明。

　　俗话说，能让百姓过上舒心日子的政府是好政府。GDP增长越快，百姓生活水平越得到提升。作形式推理，这个结论没有错，但作实证推理，上述推理需要设定众多约束条件。事实早已确认，缺乏改革作为“约束条件”的GDP高增长并不能带来国民福利普遍地同步高增长，直至贫富鸿沟愈来愈深（宽）。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