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母本，原定于6月3日由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公开拍卖。结果消息甫一发布，短短数小时内互联网上群情激愤，上万人签名反对，声讨任主席像流失国外的“可耻做法”，该消息迅速成为各大门户网站的首页新闻。最终，企业在事隔近一周之后，悄然宣布撤拍。

　　这种活动以及言论在网上可能激起的反应，经过近年来类似情形的几番洗礼，人们已经能够作出预见。

　　略带新意的是，在技术支持下，网络依靠点击和回帖的互动方式，实现了以往任何传统媒体都无法做到的实时统计功能。在这种高效率的统计中，反馈意见的数量成为最具说服力也最令人惊叹的部分。与数字相比，意见的智力含量无可奈何地失去了站在舞台中心的机会。这应被我们当作现代社会的一幅基本生存场景而平静接受。

　　而拍卖事件本身，为一单纯的企业行为。这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间高悬天安门城楼上的画像的母本，估价据称已超百万。历经此番风波，画像的知名度暴涨。不好断言华辰是在造势炒高拍品的行情，但这至少为其他企业提供了一个可以模仿的案例。毕竟，单一趋同的反应模式是可控的、容易被利用的。正如一家知名瓜子企业的产品包装，正面注明“支持民族品牌”，背面标示“美国优质原料”。

　　客观地说，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同类的美术作品等近年来升值空间看涨，毛泽东像章、“文革”邮票等在收藏与拍卖市场上被统称为——“文革艺术品”。早在1997年，“文革”中家喻户晓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就在嘉德拍卖会上拍出了605万元的高价。而去年以2313.3万元的成交额轰动一时的红色专题拍卖会的主办者，正是此次事件的主角华辰。

　　2005年，随着巴金老人的去世，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声音已杳不可闻。确实可以理解，一些人并不愿意鼓起勇气去面对展示橱窗里一封“自绝于人民”的遗书和一根带金属头的皮带。最终得以民间形式建成的是位于四川大邑的“文革艺术品陈列馆”，开先河者是馆主樊建川，收藏有大量工艺精美甚至早已绝版的“文革”瓷器、像章等等。

　　在京城一处文物市场，笔者曾看到一只文饰怪异的彩瓷碗，忍不住问“这是干吗用的”，对曰“收藏用的”，令人笑倒。眼下这些品种繁多的所谓“文革艺术品”，在许多人眼中，恐怕其价值与意义也仅是“收藏用的”。

　　往事并不如烟，剩下来的都是文物。拍卖会上的阵阵落槌之音，提醒人们“文革”物品已经被一个市场经济旗帜引领的消费时代彻底漂白，闪烁出无害而美丽的艺术光辉，为人们提供欣赏与把玩的可能。

　　沉重的记忆已经转化为富于时髦感的怀旧。除了对现实温吞吞地表达牢骚般的不满，怀旧还意味着与过去的和解，过去成为人们消费和消遣的对象，或者是投资和保值的商业选择。凭借审美心态和商业的态度，人们超越苦难，开始了虚浮的云上的日子。

　　面对伤痛的记忆，不同的民族选择了不同的态度。如果说存在一个判定优劣的标准，那只能有一个：现实的合理性。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倒台后，接管国家的精英们制定了“忘却的契约”，目的是确保政治稳定。而民众也愿意加入遗忘的行列，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分辨不清自己是受害人还是加害者。这一幕似曾相识，然而主导这一过程的是西班牙人形成的新共识：和平地向议会民主转变才是压倒一切的目标。于是，拒绝清算的西班牙人，让民主之根深深扎了下来。

　　而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崩溃后，弥合族群裂痕的过程中，呼吁忏悔与宽容的图图大主教以个人的道德魅力成为社会重构的核心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某种程度上被赋予道德制高点形象的巴金的离去，让我们失去了增进和谐与信任的一个可能。

　　很多记忆甚至思想，都免不了沦为符号被公众消费的命运。比如天安门城楼上的主席像、比如天安门广场上被冒险传诵的“四五”诗抄……历史的进程以集体性失忆为代价，换得一批据说收藏价值极高的文物。

　　市场将回报有预判力的人士，在这个6月的下午，或许某位具有职业眼光的收藏者，正充满信心地检点自己的库存：早在多年前他已从广场上收拾起一副破碎的眼镜，静静留待日后的升值。

　　把记忆收藏起来，然后拍卖。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