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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在我国刚刚迈出步伐，邻近的韩国人已经敏感地意识到某种商机：韩国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的“新村运动”不仅引起了高层的关注，也成为中国基层官员争相考察的目标。据报道，从今年3月份开始，中国赴韩国考察的政府官员数量就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到5月下旬，大规模的官员考察团队更是相继奔赴韩国，“重点考察学习新村运动”。韩国有关方面乐观地预计，在未来三年内，可能将有三万中国各级官员造访韩国，对于韩国的旅游业来说，这个数字无疑是值得兴奋的。
韩国的“新村运动”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借鉴意义自是不必怀疑，但是联想到，在过去的几年里，荷兰的奶牛，以色列的节水灌溉，法国的农业保险，澳大利亚的农民合作组织，甚至美国加州的柑橘种植，也曾成为中国官员出国考察学习的目标，我们不免要问，学习建设新农村，是不是就必须搞大轰大嗡的出国考察呢？
出国考察在中国近现代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走向世界的漫长过程中，出国考察这一路径虽然不乏昂贵，却是开阔眼界、打开胸襟、解放思想、打破桎梏的主要途径。从上世纪初清朝五大臣周游欧美考察宪政，到80年代掀起新一轮出国考察的热潮，中国人的开放观念不断增强，吸取国外先进技术、引进合理经济制度的信念一直刺激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但是，值得思考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和国力的不断提升，出国考察的内在动机与现实效用也在发生改变，更多的情况下，出国考察不再发自借鉴他山之石的公共自觉，而是缘于走马观花的私人冲动，不再仅仅是提升竞争力的理念输入途径，也是人员与资金外流的通道。出国考察不但成为一些政府官员的一种福利待遇，甚至成为贪官外逃的前期准备。国家财政为官员的出国考察付出了极大的成本，但是收效却不再让人欣慰。甚至可以说，出国考察在某些时候已经蜕变为巧立名目的腐败，从流传网络的一份出国考察行程单上，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可怕的蜕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无疑也需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派出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到国外考察学习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考虑到出国考察与公费旅游之间暧昧难分的现实，我们就必须对新一轮出国考察的热潮抱有充分的警惕。为了不让出国考察沦为官员的旅游休闲，各地政府在组织考察团队的时候，不仅要在前期严格控制人员的数量与构成、科学地评估地域和项目的对应性，中期还应实行全程跟踪与监督，后期更要进行效果分析。
即使履行了这样三个程序，也很难保证出国考察的合理与正当性，因此，对出国考察实施外部监督就是遏制公费旅游的重要途径。在现有制度框架下，作为一种昂贵的财政开支项目，一地较大规模的官员出国考察应该实行向地方人大报备的必要程序，从而接受人大的监督与质询。超过一定规模的出国考察项目，还应通过新闻媒体向整个社会公布。不仅如此，审计部门也应把出国考察纳入视线，对官员出国的费用应实行严格的审核，以防止假公济私、超额报销、借机腐败等现象的发生。
但更需强调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应只立足于借鉴国外经验，而忽略观念创新、激活传统资源的重要性。如果一说到建设和发展，我们就把眼光投向国外，就难免催生出一拨又一拨出国的热潮，那样不仅会抽干农村地区原本并不富裕的财政资源，还可能导致观念与体制引入后的不适应。如果有人打着建设新农村的幌子搞周游列国的老把戏，那不仅应受到舆论的谴责，更应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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