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在《21世纪经济报道》撰文指出，房地产在中国发展的从始至终，增长导向几乎都是唯一的要旨，而民生取向以及政府在百姓安居中所要扮演的重要公共角色，则被一定程度上遗憾地丢弃了。如果政府不能真正从“经济增长型”转向“公共服务型”，我国的住房制度改革就会越来越变形，越来越远离公众，并且房地产调控的成果也无法从机制上得到保证。

　　与房地产业命运相似的，是以扩招和收费为基础的大学改革。这项改革的出发点也不是为了更好地培养人才、促进社会公平，而是为了刺激内需，把老百姓的储蓄从银行里掏出来。结果一方是老百姓越来越供不起孩子读书，一面是大学生就业越来越难。

　　近几十年来，经济增长几乎成为各级政府的最高目标，政府“重建合法性”（重树权威）的努力几乎都试图通过经济的高速增长来体现。而GDP高速增长的一个最便捷方式，便是想方设法抬高“消费”的价格。教育领域是如此，房地产业、医疗行业也是如此。

　　这就不可避免地走进了一个悖论：原本试图通过经济增长重建政府在百姓心中的威信，却不料导致“越增长民怨越沸腾”的局面。政府走向自己初衷的反面，使自己的威信受到质疑和挑战。这说明，从一开始，发展的目的就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没有把百姓的福利、自由和权利放在第一位，以为“蛋糕做大”以后，公民的福利、自由和权利就会自然而然从天而降。譬如在我国一些能源富集地区，虽然GDP和财政收入连年迅猛增长，但当地多数百姓不仅无法从中获益，反而受累于因开发导致的各种生态灾难而日益贫困；一些财政意义上的全国“百强县”，同时却又是民众的贫困县。外资高增长与民众低工资的反差，又何尝不是如此？

　　时至今日，很多人还沉迷于这种“高增长”迷思而不能自拔。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5月11日公布的《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表明，在经济体竞争力排名中，中国内地的排名从去年的第31位跃居到第19位，成为排名上升最快的国家。

　　很多人又要在这种“竞争力”面前沾沾自喜了，但我更赞同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的“盛世危言”，他说，经济高增长可能引发大危机，理由是“中国增长模式”是政府、企业和外资主导投资，资本、资源和财富向特大和大型企业集中，而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大量破产，由此而失业和贫困的人口增加，创业不足和企业规模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分配不公平在加剧；形成国富民贫的格局。中国式的高增长模式如不转变，必定会带来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

　　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不仅导致国富民穷的局面，而且这种模式与官员急功近利的政绩追求一拍即合，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权利被各级政府和部门垄断的格局。比如，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部门垄断格局日甚一日，房地产开发领域土地一级市场的自由交易、单位和集体的集资建房、农民出卖土地、市民自我改建房屋的权利都被全面剥夺。等等。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要重新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必须全面重构社会发展的游戏规则，重新调整发展的根本目标和方向。其根本的要义，就是保障公民自我发展的自由，以及公平、公正地享受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社会福利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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