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被舆论叫好的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同城待遇”政策在不少先行城市遭遇挫折：先是武汉教育局在城市家长压力下，推出了“农民工子女单独编班”的退步政策；再就是浙江瑞安市，从2003年开始推出“同城待遇”政策后，由于门槛很低，外来借读的孩子以每年4000人的速度递增，不少农民工不仅带来了自家儿女，还带来了侄儿、外甥，一些学校已经处于超负荷运转，很多本地人反对把自家孩子和农民工子女放在一个班。“同城待遇”政策面临着财力、资源、管理、理念等许多问题（据6月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

　　“同城待遇”政策遇阻，问题不在“同”得太多或太开放，而恰恰在“同”得还不够、“同”得还不充分上。

　　首先必须厘清这样一个问题，“同城待遇”不是一个经济效益框架中的计算结果，不是城市对农民工的恩赐，不是一个利益博弈的结果（农民工是博弈不过城市人的），更不是多数人投票就可以否决的，它是一个超越功利、承载公正、自然公理意义上的平等权利问题——教育公平是最基本的社会公平，享受到同等教育待遇是农民工子女的应得权利，城里人反对、资源限制、管理难度等都不能成为“不给农民工子女相同待遇”的理由。即使出现了许多难题，“同城待遇”的价值取向也不应被质疑。

　　更何况，“同城待遇”政策在瑞安引发的农民工子女入学井喷、学校超负荷运转，问题并不在“同”得过多，而在于“同”得太少、“同”得还不够。

　　降低入学门槛迅速导致农民工子女入学井喷，这首先暴露出实施“同城待遇”政策的城市还很少，“同城待遇”远未成为一种城市共识和普遍选择——正是这种局部、个别、零星的“降低门槛”，才导致了农民工子女向那些城市的集中涌入，使学校超负荷运转。据报道，瑞安实行“同城待遇”政策后，一些农民工不仅带来了自家儿女，还带来了侄子、外甥；不少农民工正是看中瑞安这一开放政策才选择到瑞安打工，以圆子女的城市“求学梦”。这是一种类似木桶效应的“福利移民效应”。

　　如果全国大多数城市对农民工子女入学的限制都放开、都实施“同城待遇”了，是不会出现这种过分拥挤现象的。一方面，农民工子女会分流到各大城市；另一方面，各城市的教育资源也会得到更均匀和更充分的利用。

　　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看，瑞安实行“同城待遇”政策后，为什么那么多农民工选择把儿女带到城市里来读书？我想，问题出在巨大的城乡教育差距上：相比农村，城市能享受到更多的教育投入，集中更多的教育资源，孩子能受到更好的教育，有多得多的机会考上大学。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正是农村教育的凋敝，使城市一旦放开入学身份限制，就造成农民工子女的入学井喷。

　　问题很明显，“同城待遇”政策是不能单向度地推进的。如果单纯只在城市放开“同城待遇”，而不在一个更宏观的层次上实施教育公平——城乡的教育公平，以平等的资金投入和资源投入消弭城乡间的教育差距，拥挤和井喷是必然的现象，这会进一步加剧农村教育的衰落。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