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驻交通部纪检组组长金道铭说，近年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腐败问题出现了新的特点和情况，即从公路建设领域向水路建设领域渗透，从工程建设领域向经营管理方面蔓延，从拉拢腐蚀领导干部向拉拢腐蚀评标专家变化等（据6月4日《新华每日电讯》）。

　　据交通部门统计，1998年到2003年全国交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7万亿元。如此巨大的建设规模，使拥有公路工程“生杀予夺”大权的交通管理部门炙手可热，也逐渐成为腐败“病毒”侵蚀的“高危行业”。在交通厅长落马的黑名单上，从四川省交通厅长刘中山、贵州省交通厅长卢万里开始，已有新疆、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安徽、江苏等省份的17名厅（局）长。河南省更是创下了连续三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的犯罪纪录。交通官员不断落马，厅以下干部更多。在这些案件中，发案环节基本都与公路建设有关。

　　看来，交通领域的腐败行为，不仅有17名交通厅（局）长落马的牵见纪录，还有河南三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的奇闻。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河南的一名厅长上任之初还写下了血书，向组织保证坚决汲取前任教训决不腐败，但案发后发现他早就腐败了。在当代中国的腐败史上，交通领域里的腐败纪录绝对是破天荒的、空前的，可以堪称之最。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交通领域里的腐败行为已经“从公路建设领域向水路建设领域渗透，从工程建设领域向经营管理方面蔓延，从拉拢腐蚀领导干部向拉拢腐蚀评标专家变化等”，这里，提请读者朋友注意金道铭组长所说的这个“等”字，足见，交通领域腐败的新动向，远不止这三个方面，真不知交通领域还要创下什么新奇的全国腐败纪录，这不能不引起公众的重新关注。

　　“要想富，就修路”。这不仅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出路，更是贪官们谋求个人财富积累的重要秘诀。在一些地方，公路建设庞大经费成了贪官黑洞，层层转包，层层扒皮，大量建设资金“蒸发”。据报道，我国高速公路每平方公里平均造价超过3000万元，部分甚至近亿元。耗资9.57亿元的河南省许漯高速公路，自1999年交付使用后，4年4次大修，并导致该省三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锒铛入狱。

　　交通厅（局）长们成为腐败“高危人群”，皆因其手中权力被腐败的“病毒”所侵蚀。根本原因就是投融资体制、招投标制度、行政审批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等方面存在漏洞。首先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过热。从1998年起，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幅度攀升，资金大量涌入，到2003年达3500亿元，约占全社会固定投资的10%，创建国以来新高，使得掌握公路工程建设“生杀”大权的交通管理部门日益炙手可热，迅速成为腐败“病毒”侵蚀的“高危行业”；其次是投资体制存在严重弊端。行政领导具体从事微观的市场经济活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模式，在市场不规范和监督缺失的情况下，如果自律不够，就可能出现建设项目和资金人格化。我国公路建设采用立项、投资、建设、管理‘四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投资体制在交通系统内部封闭运行，一切规费资金由交通部门自行征收使用，对外融资又实行统贷统还，独立设置项目法人。如此巨大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制约，不出事就怪了。再次是执行招投标制度不严。河南省三任交通厅长腐败得逞均与公程招投标有关。一些交通部门负责人同时兼任工程建设公司负责人，有的还顶着“评标委员会”主任的头衔。交通部门既是投资者，又是管理者；既是发包商，又是承包商；再加上招、投标市场不受制衡，在客观上催生了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绝对化，怎能不发生“工程上马，干部落马”的悲剧呢？沈阳至山海关高速公路，仅沈阳段的短短50公里，目前就发现62名干部贪污受贿，3000万元专项资金被挥霍一空。谈及案件，原新民市交通局副局长崔尚嵬说：“十几年来，我们交通局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程招标。这个制度不改，职务犯罪也还会继续下去。”这话算是说到家了。

　　从根本上说，遏制交通投资领域里的腐败，消除“公路第一杀手”，关键是要实施制度创新、机制创新，做到制度反腐、机制反腐。要建立以项目、资金、市场互相分离、彼此制衡的投资体制，实行双重或多重管理，便于相互监督制约。比如，重大建设项目的提出、批准和管理，一律由交通部门和发展计划委员会共同负责，以计划部门为主；资金管理包括规费征收、贷款的监控等由交通部门和财政、审计部门共同负责；公路建设项目的招标要进入有形建设市场，由建设部门负责。要建立独立的招标机构，现有的投资咨询、项目评估、勘察设计等组织和机构，与政府彻底脱钩，成为完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对自身的行为和后果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的法人实体，在对工程进行监督时不应受任何行政部门的干扰，以有效防止“前台演戏，后台内定”和“一流企业投标，二流企业进场，三流队伍施工”等现象，真正实施“阳光工程”。

　　遏制腐败并不是难事，难的是铲除管理者头脑中的“私”字。这是一场硬仗，也是一个持久战。衷心期望交通领域别在创造全国腐败新纪录！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