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前曾叱咤一时的香港“四大探长”之一韩森，估计在位时贪污四百多万元。

　　这位前总华探长虽已在七年前病故，但香港廉政公署穷追贪污所得财产历时30多年，终在上月29日与韩森亲属达成协议，其家属同意交出约值一亿四千万元资产结案。

　　韩森案发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其时的香港，贪污橫行，腐败成风。百里渠爵士在提请成立廉政公署的报告中曾如是写道：贪污就像一辆快车，你可以登上去，那么你将变成富翁，你也可以在它的旁边走，知道它的存在但不告发它，那么你会相安无事；但你要是选择站在它面前，那么你肯定会被碾得粉身碎骨。其时的警司韩德亦承认：“我相信大部分的香港警察都贪污。受贿更是生活中的一环，正如早上起床，晚上睡觉那样自然。”

　　廉政公署成立后，凭借其独立地位和特别调查权迅速介入对警队贪污的调查，并以“葛柏案”等为突破口，成功阻止了贪污快车的疯狂行进。当然，打击贪污腐败从来不是一项一帆风顺的工作，1977年，由于廉署大范围调查涉嫌贪污的警务人员，引发警队的愤懑和惶恐，警廉矛盾日渐激化，甚至有数千警员以“反迫害”为名上街请愿，最后由港督以“特赦”令的形式平息。

　　作为警界“四大华人探长”之一的韩森自然也在廉署重点查办的范围。据廉署调查资料显示，韩森服务警队31年，到退休时拥有资产逾415万，超过其总收入的20倍。

　　1976年，廉署引用《防止贿赂条例》起诉韩森财富与官职收入不相称，追溯期始于1971年。已外逃的韩森在加拿大被捕，但在引渡聆讯中胜诉，并转到台湾定居，至1999年病逝。

　　在刑事司法制度上，嫌疑人一旦死亡，案件即告终结。

　　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未经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并宣告，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韩森始终未能回港受审，他将法律意义上的“贪污嫌犯”身份一直带进了坟墓。也因此，在刑事法律上，没有生效的司法裁判文书，廉署就没有依据来没收韩森的非法所得。这才有了香港律政司代表廉署，通过民事诉讼来向韩森的亲属追索“赃款”。

　　对于一个潜逃国外的重大犯罪嫌疑人，在廉署已经掌握了相当证据的情况下，也许我们会认为，直接没收其资产是最有效的打击手段——他人虽逃到了国外，资产却多留在香港。从政治因素上考量，将这些外逃嫌犯留港的资产强制充公，对于“敲山震虎”的行动计划会有莫大的促进。然而廉署并未选择如此方便的“操作”，而是锲而不舍地依法追赃，不肯越法律的雷池半步。从今日之结果回望此段艰辛的历程，这种对法治的尊重，何尝不是廉署成立30年来已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

　　从内地反腐败的实践来看，“追赃难”已成为检察机关最头痛的问题。有资料称，目前我国约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款500多亿美元在逃。尽管余振东回国受审，赖昌星遣返有望，给我们的追逃工作带来了几分喜色，但也应当承认，囿于司法制度的差异（如死刑犯不引渡），我们对于大多数潜逃在外的贪贿嫌犯仍然欠缺制度化的追捕机制。至于追赃，就更是难上加难。贪官口中所谓“逃了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说法，正是基于现行司法体制下对追赃困难的挑衅。

　　香港廉署通过30年不懈努力，不但执着追赃，而且还追回了赃款的大部分孳息。律政司选择以协议结案，虽然在追赃数额上有所让步，也不失为务实之选。

　　香港廉政公署的反贪经验已成为全球的一个标本，“韩森案”中所表现出来的执着、务实和依循法度，对于我们作为反贪职能部门的检察机关，尤具启迪。我们决意要阻止贪污这辆快车的行进，就一定要执着于这项事业。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