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刘文宁
瞒报矿难性质之恶劣在于，少数人为了一己私利，可以将几十位矿工的生命弃置一旁，公然挑战国家法律和政府权威，挑战社会基本的公平与正义底线
“这是一起性质恶劣、损失严重、影响极坏、特别重大的煤矿透水和瞒报事故”———针对5月18日发生在山西省左云县张家场乡新井煤矿的矿难瞒骗事件，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义愤填膺。5月27日，国务院“5·18”特别重大透水事故调查组成立。（见新华社5月28日报道）
左云矿难，矿方上报5人被困，后经有关部门核实，被困矿工人数为56人（据5月28日《人民日报》）。从5月26日新华视点所披露的“山西左云矿难瞒骗事件追踪”中不难看出，左云矿主瞒报手法与其它类似事件惊人相似：事发后订立攻守同盟，统一口径，制造假象，转移被困矿工家属，转移资金。调查初步证实，事故煤矿所在地张家场乡的一些干部参与了瞒报。
因为矿主瞒报，贻误了抢救的最佳时机，使抢险善后工作难上加难。更为恶劣的是，瞒报矿难，少数人为了一己私利，可以将几十位矿工的生命弃置一旁，公然挑战国家法律和政府权威，挑战社会基本的公平与正义底线。尽管国家有对瞒报矿难者的严刑峻法———比如几年前的南丹矿难，肇事者即受到了党纪国法的严惩；近来一些地方还出台对瞒报矿难者以高额罚款的规定，目标只有一个：逼退不法矿主不把矿工生命当回事的行径———但是，我们依然不能低估一些人为了暴利而公然挑战国家法律的疯狂。当瞒报的利益诱惑异常强烈时，一些人很可能铤而走险。
矿难发生，矿主通常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如实上报而接受处罚，发生重特大事故的煤矿将被关闭，资源将被收回拍卖，这无疑断了矿主日进斗金的财路，对非法经营的矿主，其“前期投入”也将化为泡影———可谓损失惨重；另一种是瞒报，如果侥幸成功，顶多给“没见过多少世面、更没见过多少钱”的矿工家属赔点钱，伤不着自己几根毫毛，只要煤矿能继续开，将地下的煤挖出来就是成捆的钱。尤其是瞒报往往会得到当地某些人的默许、支持或配合———一来，煤矿是一些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保护”煤矿成了一些人的“分内之责”；二来，按问责制规定，出了矿难，相关领导轻的要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重的则要被追究法律责任，一些人试图把事情在内部摆平；三来，官煤勾结、官员入股的存在，使得少数官员与矿主结成利益同盟。不仅如此，一些地方一旦出了事即想到“家丑不可外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一贯思路与做法，也助长了瞒报的风气。加之监管不力给少数瞒报者以可乘之机，“成功者的经验”增强了后继者效仿的“勇气”。
是报还是瞒？天平的一端是矿工在地下煤层的生命呼救，另一端是矿主及少数官员的巨大利益。如果没有维护公平与正义的国家法律利剑的制衡，这架天平注定要倾斜。从国家高层领导人“严查事故背后的权钱交易、官商勾结，查处事故背后的腐败问题”的批示，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兴长近日强调“对在矿难等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后掩盖事故真相、瞒报、谎报，致使事故损害进一步扩大的重特大事故案件的犯罪分子，要依法予以严惩”，都在向所有企图瞒报矿难者发出警示：党纪国法不是儿戏，所有试图挑战国家法律与政府权威者，必将受到严惩。
为了维护国家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为了矿工的生命不再被当成儿戏，为了国家法律及政府权威的威严，让所有瞒报矿难者付出应有的代价，这是一个追求公平与正义的社会所必须坚守的规则。 (责任编辑：张学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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