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经说，“当今社会对许多人来说意味着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无法预测的力量的伤害，这些力量有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造成经济不稳定和社会失调”。截至29日，印尼6.2级强震的罹难人数已超过5000人，地震时多数居民在熟睡，满城瓦砾人群慌乱逃生，一家11口人全部死去……这一惨剧进一步印证了我们有必要培育一种新的“危机文化”。

　　在我们传统的文化语境中，并不乏“危机文化”的智慧因子，“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等等就是很好的说明。但这些更多地是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进行的宏观“预警”，距我们今天讲的新的“危机文化”仍有一定的距离。

　　社会风险理论研究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自然的、社会的等不可预测或难以预测的因素，使我们的社会运行和社会管理正处于一种脆弱的“高风险”状态。一方面，地震、海啸、飓风等残酷无情的“天灾”不可抗拒地改变我们人类社会的文明形态，另一方面，踩踏、恐怖活动等一些“人祸”对社会的破坏力也越来越具有不可预见性。这些“天灾”（或者以天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祸”）和“人祸”都在挑战着我们传统的危机文化观，常态的社会安全文化已无法应对多样性的危机形态，培育新的“危机文化”已经提上日程。

　　新的“危机文化”包含着的一种责任文化。这种责任文化一方面是指市民有个人责任，要求市民要在危机面前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另一方面，这种责任还包括政府的责任、社会的责任、企业的责任。当年日本面对神户大地震的惨状，东京以政府为主导，不仅建立起了首都相互应急救援的协作机制，而且提出“自救、共救、公救”的理念，建立健全市民自主防灾组织、企业自身防灾体系与政府和专业机构体系“四位一体”的合作机制。其中政府的责任得到充分的体现。

　　新的危机文化还要求我们公众具备良好的应对危机的社会心态。市民心态是公众素质的“测量计”，应对危机的社会态度、应对举措直接地反映着市民的整体素质和文明程度。为什么印尼日惹市医院的“很多病人在地震发生后提着吊瓶往外跑”？而为什么一年前的伦敦在地铁连环恐怖案发生后，局面能很快得到控制？笔者以为这与市民有没有一种处变不惊的危机文化素质和较高的应对危机的社会心态有着直接关系。可以说，以积极的精神面貌和良好的社会心态去迎接不可预期的社会危机，是培育新的危机文化观的关键。

　　城市管理随着现代化程度提高也越来越复杂。印尼在此次地震危机出现的一些情况告诉我们，如何提高市民应对社会危机的心态，对培育新的“危机文化”越来越重要。

　　一个有活力的现代城市一定是一个面对社会危机“处变不惊、有条不紊”的城市。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