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的方案还在酝酿中，内贾德已经满面嘲讽———拿巧克力换金子，门都没有！5月24日那场伦敦会议遂注定了要尴尬。一道核难题就这样越解越难，直至把原油的价格送上云端。

　　应该说，欧洲人一直在努力，但把旧方案改头换面没有意义。可叹那一出双簧：英、法、德才透露可以向伊朗提供一座轻水反应堆，美国马上强调，新方案应恩威并施，不该有所偏废。言下之意是，没有比这更“诱惑”的了，伊朗不能拒绝，除非是“疯”了。

　　但所谓“新方案”有多旧，明眼人都看得到。和之前的方案一样，它要求伊朗弃绝“铀浓缩”的念想，然后才可以使用“浓缩铀”。形象一点说，是伊朗可以吃果子，但不该会种树。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这样规定：非核国家保证不制造核武器，但有和平开发和利用核能的权利。也就是说，会种树无妨，不栽培禁果即可。

　　简单说，西方人要求伊朗在NPT之外，自废武功。理由是，铀浓缩不过是伊朗制造核弹的序曲，这样一个“邪恶轴心”一旦学会种树，没理由会安分守己。伊朗人当然要说“不”———会武功不一定要打人，他们不明白日本、巴西、阿根廷都可以练武强身，为什么伊朗不可以。

　　诚然，从地缘战略的角度看，伊朗不同于上述三个核技术国家。20多年来，它一直是现行体制中的异类，但这不等于它对现实缺乏洞察。事实上，1991年波斯湾战争后，伊朗的外交政策就告别了“革命”，归于理性和务实。在冷战后的新帝国时代，德黑兰知道，对核弹的欲望是一种禁忌，一旦站在安理会五大国的对立面，即便是石油也保障不了伊朗的安全，萨达姆的例子就近在咫尺。

　　这就是事情荒谬的地方：西方不容伊朗拥核，伊朗无心拥核，原本无事，结果竟演绎出一场核危机。归根结底，问题就出在“猜忌”上，烙着“革命”年代的创伤记忆，伊朗和西方之间再无信任可言。

　　针对欧洲人的方案，伊朗有人提出要搞一套“反方案”，殊不知针锋相对，全然于事无补。解决伊朗核问题，必须从建立互信开始。

　　这里，工作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同时展开：一是技术层面。核物理专家和其他专业人士，特别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应尽快实现技术管理和核查制度方面的创新，以确保铀浓缩技术及设施不被用来生产核武器。比如，设立常驻观察员，对相关核设施进行全天候核查。

　　二是政治安全层面。互信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对各方安全关切的承认。先说伊朗。它的不安显而易见———当世惟一超强把它归入“邪恶轴心”，公然谈论针对它的“政权更迭”，并且在击溃另外一个“邪恶轴心”后竟然还成了它的邻居。在伊朗，这一切成为“反美主义”经久不衰的驱动，只要谈起“美国是伊斯兰的敌人”、“伊美和解不可能”，阿訇们总是能找到很多佐证。

　　再看国际社会。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防扩散”是一种共识，NPT的缔约国多达178个。而伊朗作为缔约国之一，一度对其核活动秘而不报。因此，在德黑兰能够作出充分的解释、并证明自己的和平用意之前，国际社会很难对其核活动感到放心。

　　但“国际社会”是一个过于宽泛的概念，伊朗总不能就核问题与百多个国家逐个谈。这里的问题就是，谁能代表国际社会？显然，美国认为它可以，在陈述相关政策时也言必“国际社会”。但这未免有些一厢情愿。比如，美国人将以色列的安全悬悬于心，国际社会就不会。

　　也就是说，任何方案在提及所谓“伊朗对国际社会造成的威胁”时，都必须十分谨慎，以免有失公正。其实退一万步说，就算伊朗制造出核武器，它也不可能有“核反击”能力。并且，无需美国的压倒性优势，单是俄罗斯、以色列、印度几个核国家已经足够对核伊朗形成威慑。

　　质言之，伊朗核问题需要一份多层次的立体解决方案，而不是自说自话、老调重弹的“一揽子提议”。至于欧洲人，他们还有机会在伊朗核问题上有所表现，从而挽回在中东日渐萎缩的影响力？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只有在他们舍弃美国利益代言人的身份、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之后。（作者系伊朗德黑兰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