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超女的批评与讨论，多流于通俗与高雅文化之争。尽管我在此前若干评论中已指出，在法律框架之下青年有选择“被毒害”和“一夜暴富”的权利，但是，为使这场争论更有益于推进中国社会理性的成长，促进中国公共空间的建设，我们有必要将争论背景上接到十七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先生有关“人类如何理解”的阐述之上。

　　约翰·洛克是英国经验主义的开创人、伟大的教育思想家。《人类理解论》是洛克最重要著作之一。在该书中，洛克提出著名的“白板论”。在他看来，人的心灵如同一张白板，一切知识和观念都从经验中来。由此出发，他认为教育对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洛克说，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在这个基础上，洛克致力于建设一套宽宏而有希望的政治，强调法律旨在保护和扩大公民自由，并不受他人束缚与强暴。

　　值得注意的是，洛克反对“天赋观念论”，所以在强调教育的同时，也指出了承载教育的根基:每个人都应该自由思考，而且只能通过自己思考，每个人都只能通过自己的生活与思考获得触摸世界的经验。

　　在《人类理解论》一书中洛克这样写道:“我们如果不运用自己的思想，就好像用别人的眼来看，用别人的理解来了解世界。”洛克认为，人的脑子里有的一切观念，都是通过感官获得的。谁也不能直接给你关于“甜”或“红”的经验。你必须自己尝一尝，看一看。换言之，即使我们每个人都说自己看见的是“红色”，但是映射在各自脑海中的“红色”也未必一样。从这个角度来说，意义在于每个人的身上，而不是处于文化之中。洛克因此强调人要保卫自己的两个财产，一个是实体的财产(生命与不动产等)，一个是个人的意识财产(观念)。人必须决定自己的价值观，靠自己的经验来感知世界，因为“如果个人不控制意义，或者说意义在个人的经验之外，暴政就会在附近徘徊”。

　　在此基础上，我们就不难解释当有人一厢情愿地指责超女“毒害”观众并要求取缔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观众要求捍卫自己的“被毒害的权利”。洛克所说“每个人都应该自主地控制意义”，即传播学上说的意义形成之关键在于受众。

　　个体控制意义的重要性，在兰德的《源泉》一书亦有体现。兰德借另一个“洛克”(小说主人公爱德华·洛克，中译本巧合同姓)之口说，“一个人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大脑就是他惟一的武器。动物是靠武力获得食物。人类并没有尖牙和利爪，也没有犄角触须和强健的肌肉。……但是，心智是个人的属性。并不存在所谓集体的大脑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所谓集体的思想……我们可以将一顿饭分给许多人来吃。我们却无法在一个集体的胃里去消化这顿饭。没有一个人能用自己的肺来代替别人呼吸。没有哪个人能用自己的大脑代替别人去思考。”

　　1973年，墨西哥著名导演奥图鲁·利普斯坦(Arturo　Ripstein)曾经拍过一部名为《贞洁堡垒》(Castillo　de　la　pureza，El)的电影。据说该片改编自墨西哥的一件真人真事。主人公加比雷尔·利玛靠着制售老鼠药为生，为了避免外面“肮脏世界”的污染，他纪律严明，从不让妻子和三个孩子走出家门半步。整整十八年，为了这个位于墨西哥市中心的“城堡”的“纯洁”，他甚至将三个孩子的名字分别改为“将来”、“乌托邦”和“意志”，以此表明他将包办孩子的精神、思想与未来。

　　显然，利玛将自己对外面世界的恐惧强加给了自己的孩子。这种例子很多，套用心理学上关于“恐怖症”的一些理论描述，在此我们不妨称之为“户外恐怖症”或“开放恐怖症”。前两年，有则关于“母爱”的新闻足以令人悲叹:哈尔滨一位叫姜滨蓝的母亲，因为害怕自己和女儿受到外面世界的污染与伤害，于是钉死房门足不出户，与女儿一起过了十五年与世隔绝的日子。

　　当然，以上极端的事例并不能反映我们生活的全部。但是，作为一种象征或隐喻，它有助于我们解释和分析在文化与精神领域遇到的诸多问题，甚至包括当下的一些争论。不难发现，无论是那位墨西哥的利玛先生，还是中国的姜滨蓝女士，都是“以爱行恶”，以父母的积极自由压倒孩子的消极自由。具体而言，就是用自己的经验没收孩子的经验，用自己的知觉代替孩子本可自主感知和理解这个世界的知觉。在此情形下，孩子不但失去了自己的大脑，而且只能作为大人肢体的延伸而存在。

　　眼下，中国社会各界正在积极建设一个可期成长的开放社会，而开放能否战胜封闭将是中国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我们相信，许多问题仍是前进中的问题。在此过程中，我们更要开放思维，相信孩子对中国未来的直觉，相信每个有着自由心智的人可以做出合乎自己的趋利避害的选择。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