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移动实施话费下调。据介绍，新推出的全球通、神州行话费套餐中，神州行20元被叫套餐将从5月11日开始执行，其他套餐将陆续执行。而且，用户可以随时退订原来的套餐，再选择适合自己的新套餐。

　　虽然一些调价方案的幅度并不小，消费者也得到了相应的实惠，然而，此次价格调整依然引起舆论的质疑。如有评论指出，在众多回声中，除了消费者、消协等反复要求的取消月租费、漫游费、双向收费以及话费累积实时计费等老问题外，又添加了一个新问题：推出的套餐为什么只能选择一个？

　　这种“被动选择”，不禁让我们想起生活在十七世纪英国的著名马匹商人霍布森。

　　1631年，霍布森对前来买马的人承诺：无论是买我的马还是租我的马，价格都便宜，而且你可以随意选马，但他又同时附加了一个条件：只允许挑选能牵出圈门的那匹马。霍布森的马圈很大，马匹很多，然而马圈只有一个小门，高头大马出不去，能出来的都是些瘦小的劣马。后来人们将这种别无选择的“选择”称为“霍布森选择效应”。

　　从这方面说，消费者之所以对移动调整资费不满，正是因为具有半垄断性质的商家并没有给广大消费者充分选择的机会。

　　关于此次资费调整，众说纷纭。如有专家表示，尽管不乏制约因素，但是“长途话费仍有下降空间”；中消协法律顾问亦表示“降价远远没有彻底”，现在缺乏一个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电信资费应该进行多方听证，对价格进行统一调整；新浪网的一份调查显示，有近八成的网民对调整后的资费不满意。面对如此价格迷局，我们有理由呼吁有关部门组织电信资费的“降价听证会”，以满足广大消费者的质询与期待。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开放与治理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价格听证”并不陌生。从2002年年初举行的全国铁路票价听证会开始，到去年的“圆明园事件”听证会，以及全国人大组织的个税法修改听证会，听证会已经越来越多地走进人们的生活。从关门决策到举行听证会让公众知情参政，听证制度的引入与实践，已成为政府鼓励公众参与社会生活，彰显行政民主化、理性化的重要途径。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具体实践中也产生了对价格听证的“审美疲劳”。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某些听证过程，如“自己申请调价、自己请代表听证、自己主持听证会、听证过程严格保密”等等，违反了听证会制度的透明、民主的决策精神；另一方面是因为以往绝大多数价格听证会都与涨价相关，以至于有人将听证会描绘成“涨价预报”。

　　诚然，以上部分描述亦有失偏颇，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回避价格听证制度在具体实践中的某些不足。事实上，即使从听证平衡的角度来说，消费者之所以将价格听证会看成是某些垄断行业“涨价合法化”的工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价格听证”缺失了“降价听证”这一重要环节。

　　显然，“论涨不论降”的价格听证体系是不完整的，随之而来的评议与监督作用同样有待提高。因此，适时推出电信资费的降价听证会，亦不失为明智之举。从完善价格听证制度的角度来说，它既有利于摆脱人们“逢听必涨”的刻板印象，重树人们对价格听证的信心和热情，同样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价格听证制度提供可行性经验。与此同时，从中国电信事业的长远发展来说，也有利于消解人们对资费的质疑与批评，并为电信资费的调整注入更多理性因素。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