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9年始，中国人度过了第8个“五一黄金周”。

　　当劳动节蜕变为“黄金周”——消费和旅游取代对劳动者基本权利的审视与诉求的时候，劳动者的“权利节”作为劳动节的原始意义随之被人遗忘——甚至包括广大劳动者自身。

　　没有人去回顾劳动节的来由，生长于改革开放年代的青年一代，更是对此不屑于理会。

　　1866年早春，第一国际日内瓦会议首次提出“8小时工作制”口号，同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20万产业工人大罢工，经流血斗争最终如愿以偿。1889年，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成立大会，决定将象征劳动者团结战斗牺牲的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应该说这个节日是马克思主义者催生的。

　　从19世纪到21世纪，历史的纪元进入第三个百年，劳动节则走过了117年。在中国，半个多世纪中，劳动节经历了“政治化”、折射“主流价值形态”走向、“消费旅游”三个不同的阶段。

　　劳动节曾经作为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人的重要政治宣示，文革前每隔5年推出一批以普通劳动者为主要入选者的全国劳模，试图反复诠释劳动者作为国家主人翁的政治含义。

　　曾经作为执政集团为民众树立的榜样，各级劳模代表着执政集团对劳动价值的判断标准。刘少奇会见时传祥：“你掏大粪是为人民服务，我做国家主席也是为人民服务。”刘少奇的这番话，除了展示政治精英与最底层工人的亲密无间，亦折射出该时期国家主流价值形态的走向。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邓小平强调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劳模以普通劳动者为主外加“老黄牛”的特质渐趋淡化，“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开启“知识劳模”之先河。至此后，可能谁也想不到，劳模的形象日趋混杂，社会名流、大腕、各类明星、国企官员、私企老板纷纷成为各级劳模。随之而来，一方面，社会对劳模的认同度日益降低；另一方面，普通劳动者日益被边缘化，直至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

　　自1999年“黄金周”很巧妙地取代了劳动节。在消费、旅游、休闲的喧闹中，劳动节作为劳动者权利节这一最根本的主题被悄无声息地淹没。

　　我不否认，国家转型带来价值观多元，势必导致对劳动价值出现新的评断标准。尽管依赖政治表彰激励劳动者忘我劳动的时代已经消逝，市场正以财富多少来选择劳动者队伍中的典型人物，但这并不能证明，宣示劳动神圣的劳动节蜕变为“黄金周”的喧闹,有其内在的逻辑说服力。

　　劳动节所隐含的严肃主题——不该变的，以大大出乎劳动者尤其是广大普通劳动者的预料改变了。

　　劳动节所昭示的劳动者权利的普遍保障（哪怕是最低保障）——应该变的，却始终未曾得到广泛而应有的改变（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黄牛”、加班加点不计报酬、一年干完三年的活、无私奉献等等词汇，几乎就是各级劳模的代名词。进入新世纪，120多年前芝加哥产业工人流血与呐喊的目标——8小时工作制，在中国的多数劳动者特别是亿万农民工劳动者中仍属奢望。至于基本的劳动岗位保护、工伤病残保障更是不堪提及。最后，甚至没日没夜的苦干，低得可怜的血汗钱还常常被无端克扣。

　　今天，虽然劳动节已蜕变为“黄金周”，但只要沉到民间观察一番，类似于“五一黄金周”，真正能大把花钱消费旅游的劳动者，说到底仍然只集中于劳动者“金字塔”中上层的那个部分，至于身处“塔底”的那个部分，他（她）们在“黄金周”里的艰辛劳作与报酬，依然是那么地不对等。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