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刘忠德的人，在2006年的春末发飙了。他乘着超女的东风，一举成名，坚挺得很。其实除了超女比赛最后几个获奖者，其他能够傍上超女而出名的人是不多的，刘忠德是一个，强的。

　　刘忠德是怎么让我这个普通百姓知道其大名的？因为他“三批超女”， 并称“不排除干涉超女评选”。对刘忠德的简介，新闻里是这么说的：全国政协常委兼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原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一看就明白，原来刘先生忠德同志是从部长岗位上退下来，被安排到政协发挥余热的。此前不知道忠德同志发挥了多少余热，这下终于让公众看到了，他好好地发挥了余热一把，好，很好。

　　4月29日上午，在继前几日“炮轰”超女后，刘忠德还不辞辛苦，亲自召开一个针对超女现象的说明会，地点放在“老文化部”院中，“接受记者采访时首先表示，他是代表个人发表这个观点，但他是政协常委，对社会有监督作用”；而且表示，“他并不排除以教科文卫体组织来干涉超女进行评选的可能”（4月29日《法制晚报》）。在广义的概念上，每一位公民对“社会”都有监督的权利，刘忠德当然可以“代表个人发表观点”；问题是，他偏偏拎出自己现在的“政协常委”身份，说自己“是政协常委，对社会有监督作用”，甚至表示不排除“以教科文卫体组织”出面来“干涉”，这个就不能不探讨一下了。

　　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什么？政协章程规定得很清楚，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要对“社会”发挥“监督作用”的政协常委刘忠德，对“超女”这种社会文化现象连续猛轰，他是在发挥“政治协商”的职能呢，还是在发挥“民主监督”的职能呢，还是在发挥“参政议政”的职能？如果说“炮轰超女”是刘常委在“政治协商”“协商政治”，那笃定会让人乐坏三颗大牙；如果说“炮轰超女”是刘常委在“民主监督”“监督民主”，那肯定也会让人皱起三道抬眉纹；所以，只能说刘常委“炮轰超女”是在“参政议政”了。

　　什么是政协的“参政议政”？政协章程说得很清楚：“参政议政是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形式，向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我们可以把“超女比赛”看作是“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而且是“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那么，我要问的是：刘常委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了吗？全面反映社情民意了吗？广泛进行协商讨论了吗？他这样在“老文化部”院中召开一个“针对超女现象的说明会”，当然不算是“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的形式而是“其他形式”了，问题是，他是在“向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吗？

　　在政协委员的诸多权利中，有“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的权利规定；如果刘常委是在“参政议政”，那你按正常的程序写写提案什么的，给广电局提出意见一二三建议甲乙丙好了，你张扬到社会上做什么？表面看，刘常委在这次个人行为中，也对国家广电局监管超女不严提了几句所谓的“批评”，但很清楚，他的目的压根儿不是跟广电部门“过不去”，而是要通过政府职能部门而对超女实施管制甚至“干涉”。

　　作为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团结”和“民主”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两大主题。一名政协常委，声称自己不排除以政协组织的名义“干涉”超女比赛，则是典型的个人意志凌驾于组织之上的专制思想、专制作风，与民主背道而驰。学者李银河说得好：“我认为某些人建议取缔超女是专制时代的遗风，制作单位完全有举办这个节目的权利，如果生硬地将其取缔是违反宪法的。”这里我要问的是，人民政协什么时候是动用“干涉”来增进“团结”、实现“民主”的？在政协漫长而光辉的历史上，“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什么时候是靠“干涉”而干涉出来的？

　　从刘忠德常委身上，我们不难看到一种强大的“权力惯性”。刘忠德是从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的位置换到政协常委的位置上的，他挟的是原来官位的余威。在“权力惯性”中，尽管已经没有了原来的“绝对权力”，但是“权力余威”依然是一种权力，而这种惯性中“余威权力”，更可以口无遮拦、肆无忌惮。阿克顿说得好：自由＝自我管理；不负责任的权力必定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不是为自由而存在的权威就不是权威，而是暴力。（见[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一书第343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1月第1版）在“政协常委”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位置上，刘忠德表达的“自由与权力”究竟是什么呢？他如此“自由”地放言，缺少的恰恰是“自我管理”，是一种戕害他人自由的“伪自由”；他甚至称不排除以政协组织的名义干涉超女，则更是一种“权力惯性”中失去制约的、貌似负责实则更不负责的权力企图；他这样一个以“权力余威”构成的“权威”，正是一种阿克顿所言的“暴力”，因为刘忠德试图要剥夺的就是他人的娱乐自由，只是这种暴力的形态不是“硬暴力”而是“软暴力”罢了。

　　我相信刘忠德“批超女”所说的都是真话、心理话，不是言不由衷的话、受人指使的话，但可悲之处正在这里：这“真话”是“权力惯性”使然，且用一个并非正常的路径得以表达。由此，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权力余威”下的刘忠德已经老了，刘常委这位“权力余威”思想老化的典型的表现，就是群众欢迎、拥护、高兴的，他偏执地、发飙地反对到底。一个人老了不可怕，因为人都会老的；而一个人思想老了是可悲又可怕的，特别是一位高官思想老了还可挟持“权力余威”，那就更加可悲而可怕了。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曾有一位副部级的高官，在退下来之前，就学费高负担重之事发出了为百姓说话的声音，百姓一直感念他；那么，刘常委将换来什么呢？“小骂帮小忙，大骂帮大忙”——“炮轰超女”的最终“功效”很可能与刘常委的愿望相反；而历史在不久的将来，就可能对此作出验证的回答。

　　万一历史将认定刘常委是可悲的角色，那么，我想我们也要对他寄予同情，因为真正可悲的不是个人，而是个人所处的制度环境，正是现实的人事安排制度将刘忠德这样一位党政高官在原位置上退下来之后，摆到了一个在“权力惯性”中能让他发挥“权力余威”的岗位上，扮演了一个出名却可悲的角色。这里需要反思的，不应仅仅是“权力惯性”中有“权力余威”的个人，更应该是掌控着官位资源配置权力的组织。

　　最后我要说的是，如果这次刘忠德常委真的能够挟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之名，成功实现对超女这一草根百姓的文娱活动的“干涉”，让他的“不应允许超女现象存在”的“愿景”成为现实，那必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光辉历史上写下耻辱的一笔。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