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来讲，目前已经在中国确立了牢固地位的黄金周休假制度，实际上当初是被作为拉动内需的经济手段而设计出来的，“黄金周”这一言简意赅的称谓很能说明问题。的确，如果单纯地基于经济和效率考虑，三大黄金周可以提供很多有说服力的观点，比如短期内对GDP的贡献额度、比如有效累积铁路交通、旅游餐饮等行业的绩效，等等。

　　但正像很多领域已经发生的教训所显示的那样，单一的经济学考虑对于建设良好的整体社会秩序是远远不够的。具体到黄金周这项制度安排，它一方面造成了人群的大规模流动和极度富余，另一方面暴露了用来支撑这一庞大群体迁徙的公共设施的短缺。拥挤且焦躁的人群聚集在车站、码头、机场、饭店、景点，总之是聚集在称之为休闲旅程的每一个环节。

　　可抱怨是无用的，在这项福利安排面前，个人的独特体验、真正的福利精神、假期的原初内涵等往往被无奈地忽略了。黄金周，曾经散发出迷人的经济效能；而在社会选择多元化、个体思考多元化的今天，它的功利性色彩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有一个事实已经被大多数的社会成员认可，那就是黄金周所造成的问题已经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而是越来越广泛地渗透至社会和文化层面，使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体会到黄金周的强制性及其负面影响。

　　一方面紧抱显而易见的发展动力不放手，另一方面又为每年三次的公共设施的普遍紧缺而伤透脑筋；一方面要提倡反对唯GDP至上论，另一方面又放不下黄金周式的刺激疗法。

　　这是一个极其尴尬的死结。该怎么圆满地解开它呢？显然，具体的措施有待时间来给定，但假设存在一个答案，那么它可能是:等到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这么一个水平——即黄金周的贡献额度已经可以忽略不计的状况时，又或者公共设施能够基本满足这一较大群体的需求时，这一矛盾恐怕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当然，在假设性的答案变成事实之前，我们还需忍耐——以休假、休闲的名义加以忍耐。更何况，我们还可以这样安慰自己:面对黄金周的汹涌人潮，即便我们不愿意出游，但至少可以一连七天坐在家中不劳动，岂不乐哉？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