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天的中国剧《天鹅湖》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演出家协会主席刘忠德表示要弘扬高雅艺术，并指称超女、超男活动是对艺术的玷污。他同时表示，有远见的艺术家，应该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而高雅艺术比通俗艺术更需要国家的支持。

　　（见《华夏时报》4月21日）

　　自从超女、超男活动在中国社会风生水起以来，保守派艺术家们的口诛笔伐和广大民众的趋之若骛形成了某种激烈的紧张关系。从“低俗”之说到“玷污”之说，保守派艺术家们正在增加其话语暴力指数，与此同时，迎合和赞美之情也在扩展其势力范围。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与其说是艺术之争，毋宁说是艺术主导权之争。具体而言，在这个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年代，艺术家们和公众对于谁应该主导艺术的走向，产生了深深的隔阂和断裂。

　　任何艺术都不能脱离时代遗世而独立。今天，我们谈论超女、超男，也无法抛开消费时代这一宏大背景。继福柯之后最杰出的文化理论批评家布迪厄指出：“消费主义时代的重要特征，就在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事实的确如此，消费时代的来临，重估了一切价值，也包括艺术鉴赏趣味。高雅文化被请下神坛，遭到彻底的“祛魅”，取而代之的是娱乐的、先锋的、寄托个人经验的大众文化横空出世。

　　但显然，精英艺术家们并不甘心于这种痛苦的挫败，艺术主导权的丧失对他们的打击以及企图夺回阵地的冲动，使得他们对诸如超女、超男活动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讨伐。更显然的是，在品尝到了大众文化的甜头之后，公众们也感受到了捍卫艺术主导权的必要性。自此，我们看到，两大阵营虽动辄就以“艺术”来说事，但实质上艺术本身已经无关紧要，图穷匕首现的是主导权的纷争。

　　到底谁应该主导艺术的发展？这确实是个问题。事实上，这绝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于是，宽容和理性变得重要起来。如果我们承认，艺术是分层次的，人的需要也是多面的，我们就必须承认，不管是高雅艺术还是大众艺术，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那种惟我独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想法，必不见容于艺术，甚至会使我们的文化艺术陷入一场灾难。

　　然而，从中国演出家协会主席刘忠德先生所称的“高雅艺术比通俗艺术更需要国家的支持”的论调里，我们却看到了一个可怕的倾向。他的这种话语，显然是抛弃了在艺术的领域里讨论艺术的专业精神，转而寻求国家主义的支持，并想当然的把大众艺术放在了一个“人民公敌”的位置上。无论如何，这不应该是一个负责任和富有远见的艺术家该说的话，这难道不是一种“艺术独断论”吗？！艺术就是艺术，国家就是国家，任何携国家之名以自重的艺术，都很难说是一种正常和健康的艺术，人民不需要这种艺术，人民需要的是自主选择和免于胁迫的艺术。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