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精明英国小伙胡润的中国富豪慈善榜二度开花，中国先富阶层的慈善问题再度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有人说中国的慈善事业还没真正开始；有人提出应该给私人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以及合适的转移渠道，让它们更好地为社会造福、体现富人的价值；有人认为新一代中国富豪应该及时完成“绅士化改造”，“从英美等国商业精英由富而贵，先是‘去草莽化’、再到追求绅士价值观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的商业精英恰好已经到了完成‘去草莽化’的节点上，加上中低层社会对大量财富拥有者的不满情绪有蔓延的趋势，新一代中国富豪的绅士化‘改造’势在必然。”

　　评论家叶檀则认为，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不切实际的理想与号召，而无视制度与文化等各方面的约束，这常使建立一个理想国的行为走向它的反面。在一个商业评级机构和审计机构都无法让人相信的市场环境下，在胡润的富豪榜屡屡成为黑名单的现实中，要求富豪慈善未免“乌托邦”，还不如要求企业家诚信、不做假账来得更为现实。

　　我比较倾向于叶檀的观点。但我认为，在当下，比对富人劝善和要求企业家诚信更要紧的，是保护富人的财产自由和创造自由。中国富人的“去草莽化”过程或曰“绅士化改造”，总体上有赖于政府权力的“去草莽化”过程和“绅士化改造”，也就是政府权力必须缩减到最小，缩减到只负责提供公平的公共秩序、公共产品等领域，凡由市场能够配置的资源，都必须还给市场。否则，大量的市场管制，创造了各级政府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寻租机会。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只能通过腐败或者违法的方式去赚钱，则既容易破坏公平的竞争秩序，形成弱肉强食、贫富差距拉大的“零和博弈”格局，走向多赢的自由市场经济反面，也容易挫伤企业家的创业激情和财富成就感，使他们既无心、也没有足够的精力花在慈善事业上。

　　我们必须树立这样的观念：要盯住富人怎么赚钱，不要盯着富人怎么花钱。不管是政府还是百姓，盯着富人的钱袋子，他就有不安稳不踏实的感觉，而钱长着会飞的翅膀，可以载着富人满世界飞呀飞，却不必管“我走后洪水滔天”。

　　我这么说并非无的放矢，前些天《民主与法制时报》刊登的《山西临汾四县劝富济贫试验调查》就让我沉思良久。山西省这个煤炭储量占全国总储量三分之一的产煤大省，近年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财富神话，同时也伴随着一波又一波关于贫穷与奢华的争论。一面是亿万身家的煤老板一掷千金；一面是触目可及的贫穷落后与资源枯竭生态破坏。此情此景，地方官员坐不住了，山西省临汾市的乡宁、浮山、古县、曲沃四个县开始了“劝富济贫”试验。让靠当地煤炭资源发家的老板们出钱扶助当地农民。修路、建学校、搬迁村庄、解决农民吃水难问题，在官方的劝导下，煤老板们做着弥合贫富裂缝的努力。

　　这项被当地官员称之为“劝富济贫”的措施，实际上是以红头文件的形式推进的。比如乡宁县规定：凡属乡宁县开办的煤矿生产企业，都必须在本县境内创办或联办一个促进农民增收途径最便捷的非煤企业；兴办一项社会公益事业。2004年，乡宁县推出了“一矿一业一事”活动，并从每卖出的一吨煤中抽30元来搞“一矿一业一事”。据统计，仅2004年，全县煤矿投资该活动的资金就达2.7亿元，而2005年这个数字上升到3.8亿元。

　　效果立竿见影，但却是“负负得正”的结果：地方政府没有提供基本的环境保护和公共保障，这些却要由矿主来做，有转嫁责任之嫌、用红头文件“划拨”私人财产的嫌疑。但由于矿产资源不是依法严格界定产权，而是由地方政府掌握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安全生产的松紧度也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矿主们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矿主们不太情愿地有限度“行善”，更多的财富，则随时转移到矿区之外的天南海北甚至远渡重洋；矿区生态恶化，民生凋蔽，本是由于矿产资源产权不明晰，外加地方百姓与矿主和官员的利益博弈不平等造成，不从这个源头上下功夫，“劝富济贫”只是杯水车薪，纵有一时之功，亦非长久之计。

　　中国的改革到了今天，最需要改革的就是政府自身。政府的权力缩到了最小范围，且得到了严格的法律规范，企业的行为自然规范，财富的品质也自然来得高尚去得也高尚，根本用不着我们老去惦记富人的钱该怎么花。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