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14岁的少年杨英咏，12岁那年，他和妈妈被父亲抛下。从此，他学会了在每一个周末背起小木箱上街给人擦皮鞋，挣钱养家；他必须在每一天放学之后承担起一切家务，包括照料双目失明的妈妈；他没有穿过新衣服，他能记起的唯一美味是过年妈妈让他花2元钱买了一碗他一直盼望的炒米线……人们说他是14岁的男子汉，苦难中飞出的阳光鸟。（《新华每日电讯》2006年4月11日 ）

　　杨英咏无疑就是第二个洪战辉，从洪战辉到杨英咏，他们不仅都是当代青少年的楷模，更是社会应该普遍学习的榜样。他们将“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的精神发扬到了一个极致的境界，他们将“责任”二字的内涵和外延升华到了令人肃然起敬的境界，他们以实际行动对什么是荣，什么是耻进行了完美的演绎。但是，如果换一个更理性的视角来看待洪战辉和杨英咏的事迹，我们就不能仅仅停留于学习和感动了，“后洪战辉们”的不断出现恰恰更是一种社会警告。

　　“后洪战辉们”事迹的核心就是个人奋斗，他们稚嫩而挺直的脊梁都承担了一个孩子不该承担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都品尝了一个孩子不该过早品尝的生活艰辛，都遭遇了一个孩子不该遭遇的社会冷遇，当我们今天大张旗鼓地学习挖掘他们的精神内涵，把他们的精神当作宝贵的社会精神资源大肆利用，并把足够的鲜花和掌声献给他们的时候，我们可曾能够真正理解他们从苦难中艰难走过的真实感受， 可曾想到为什么我们过去对他们帮助关怀很少？

　　“后洪战辉们”一出现，当地政府无一例外都以他们的事迹为荣，对他们家庭出现的困难给予了前所未有的照顾，并号召社会向他们学习，那么，各级政府当初给予他们极其贫穷困难的家庭基本的呵护了吗？民政部门尽到了自己基本的责任了吗？村、乡、街道、社区政府给予他们基本的人性化关怀了吗？如果当初给予了他们足够的关怀，还会有今天让人感动的“后洪战辉们”出现吗，所以，“后洪占辉们”的接连出现也是社会救助的尴尬和警告，见证了基层贫困家庭社会救助制度和执行力的双重缺失。

　　在城市和乡村，还有很多和“后洪战辉们”有一样不幸遭遇的家庭，“后洪战辉们”勇于改变命运只是特例，更多的家庭依然被贫穷的命运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应该呼唤出现更多的对他们的救助行为，而不是呼唤出现更多的“洪战辉”，在一定的程度上，“洪战辉”出现的越多，就说明我们贫困救助越不到位，更说明我们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爱意识不够。

　　荀子说，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在任何情况下，责任都有一个定量，任何一方如果承担过多的责任，就意味着另一方相应地减少了自己应该承担的等量责任。“后洪战辉们”就过多地承担了孩子的责任，而政府必要的救助责任显然缺失了，这就是我们应该反思的地方。带着救助预警的态度看待“后洪战辉们”的事迹，会让我们的学习更理性，启发性更全面更大，虽然有了一点批判意味，但是总比学习时一味拔高而不顾其他的学习更有意义。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