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收费中的欺诈现象花样百出，不断翻新，让用户防不胜防，既损害广大用户的利益，也扰乱了电信市场，成为社会公害。”

　　让全国政协委员陆锡蕾如此义愤填膺的，是电信部门数额惊人的乱收费。“据调查统计，全国60％以上的移动电话用户和小灵通用户遭受过电信服务欺诈性收费。平均每年每门30元，照此比例估算，全国每年产生的电信欺诈性收费高达70亿元以上。能够通过投诉或诉讼获得返还的数额微乎其微。”

　　电信乱收费由来已久。2000年7月29日的《法制日报》就有一则报道：从1999年12月起，国家计委会同信息产业部开展了全国电信资费检查。截至2000年7月底，查出电信行业在1998年以来的两年内违法所得21.7亿元。这就是说，电信部门的乱收费行为，在几年前就已经很严重了。

　　为什么至今乱收费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了呢？反思这个问题，远比简单地表达自己的愤怒情绪更为重要。

　　首先就是相关法律“徒有虚名”，使得电信部门乱收费底气十足，无所畏惧。严厉的法律是约束个人或企业行为的最有力的武器。有了完善而系统的法律，个人或企业才会对法律心生敬畏之情，自觉地依照法律的规则指导自身行为。然而，当电信部门一再乱收费，将消费者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时候，人们惊讶地发现，相关法律对电信部门竟然没有任何约束力。

　　现在，规范电信部门的法律是2000年9月20日通过的电信条例，立法的过程中电信部门的身影随处可见。可以说，此条例展示了电信部门维护自身利益所具有的强大智慧———没有谁傻到不趁立法之机为自己牟取利益、规避风险的地步。部门立法导致的必然结果是，使法律丧失了本应具有的威力。

　　比如，电信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在电信服务中，不得“以任何方式限定电信用户使用其指定的业务”；不得“违反国家规定，擅自改变或者变相改变资费标准，擅自增加或者变相增加收费项目”；不得“对电信用户不履行公开作出的承诺或者作容易引起误解的虚假宣传”；不得“以不正当手段刁难电信用户或者对投诉的电信用户打击报复”。

　　然而，如果电信企业真的违反了这些规定将面临怎样的处罚呢？电信条例第七十五条规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向电信用户赔礼道歉，赔偿电信用户损失；拒不改正并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处以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处罚之轻简直到了令电信企业偷着乐的地步。即使电信企业“拒不改正并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也仅仅是被“处以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种处罚对电信运营商哪里还有威慑力可言？至于“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纯属装饰。这一点，电信企业比谁都明白。

　　于是，人们寄希望于电信法的出台，弥补这些不足，然而，电信等相关利益群体，多方掣肘，导致这部法律至今难产。

　　导致电信部门底气十足的另一个原因是目前的电信监管体制。在目前的监管体制下，国家既是监管规则的制订者，又充当裁判和运动员。电信监管者与电信企业之间的利益联系千丝万缕，电信监管未能有效发挥作用，消费者权益无从保障。甚至，某些电信监管的人员，只是把禁止电信企业之间的不正当价格竞争，当成监管的主要内容，导致电信监管与公众的期许相差千里。

　　而目前世界上通行的电信监管模式，是依法建立起来的独立的监管机构———它既独立于企业，又相对独立于政府。就连我国信息产业部也承认，这是目前全球电信市场监管的大势所趋，政监分离更有利于对电信市场进行有效管制。然而，鉴于电信监管涉及利益和权力的分配，在我国实行独立监管依然遥遥无期。

　　从几年前的20亿元，到现在的70亿元，电信部门的乱收费在持续增长。倘若电信法不出台，电信监管体制不改革，公众除了发泄愤怒也只能徒唤奈何。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