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深圳与浙江设置人大代表工作站与联络员的做法引起广泛关注，有专家表示，这种做法对构建和谐社会及推进中国民主进程很有帮助。

　　在2002年，深圳南山区月亮湾片区热心居民自愿充当人大代表的联络员，联络员负责从业委会、物业管理公司收集意见，调查时把情况录下来，把第一手资料给人大代表。联络员还帮助人大代表想办法提建议，必要的时候找专业人士咨询。而在浙江，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为了更好地履行自己作为人大代表的职责，从2003年起自行聘请6位退休老干部、老教授担任联络员，当地政府则拨给一间办公室充当联络点，每天有一个联络员现场办公。这些联络员基本上是义务服务，在联络员帮助下，周晓光提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议案。

　　这些自下而上的尝试是非常有价值的。目前人大代表是兼职的，经常没有时间接触民众、进行调查、从事研究，而这些联络员则相当于人大代表的助手，协助人大代表完成这些工作。这种助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民意助手，协助人大代表接触选民。深圳的人大代表联络员更多地是将本社区的情况向人大代表反映，协助人大代表了解社区民情，解决疑难问题；另一类则是研究型助手，协助人大代表研究政策、法律问题，周晓光聘请的联络员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协助周晓光调查研究，起草议案、提案。

　　这是与各自所在的人大的性质有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区县人大代表主要需要民意助手，充当选民与人大代表之间的联络员；对于较高层级的人大代表，尤其是全国人大代表，更需要研究型助手。民意助手协助人大代表了解选民疾苦，解决社区细事；研究型助手则协助人大代表提出健全的政策设想。当然，人大代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同时聘请联络员和助手。

　　不管是月亮湾的人大代表联络员，还是周晓光的助手，他们服务人大代表，基本上都是志愿性质的。假如未来推广人大代表联络员和助手制度，应当坚持这种志愿性。志愿性可以保证联络员和助手不至于变成又一种官僚。其实，目前在选民中不难找到热心公益的联络员。至于研究型助手，除了像周晓光那样聘请退休教授、公务员之外，人大代表也可考虑聘请在读博士生、研究生。

　　深圳和浙江两地人大代表进行的这些有益尝试，对当下中国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改革进入到关键时刻，经济增长方式面临转型，社会问题比较广泛而严重，民众对于两会普遍寄予厚望，希望两会能够为推动社会转型、解决社会问题、纾解民众疾苦发挥应有作用。这就需要人大代表具备责任意识，并有履行责任的制度化渠道。但是，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代表与委员常被看成一种荣誉，他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反而是代表或委员成了业余兼职。于是，很多代表委员，或是缺乏参政议政的热情，或是苦于兼职性质，没有时间精力与选民接触进行调研，或是面临知识上的欠缺，无法提出具有立法和决策参考价值的议案。

　　现在，深圳和浙江这种人大代表聘请志愿性联络员和助手的做法，可以弥补目前人大代表兼职带来的时间与专业知识匮乏的问题。以后能否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尝试人大代表的半专职化，让人大代表每年至少可以拿出三分之一或者一半时间，专门用于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这些有益的尝试，有助于培养人大代表的责任意识，建立代表履行责任的制度化渠道，让人大代表切实了解民意、代表民意。

　　中国的民主建设有赖于这种自下而上的探索，而正是这种点滴积累，搭建了中国民主进程的基础。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