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无情的现实，无法让人冷静。一个在讲台上脸带微笑，赢得学生爱戴的乡村女教师，竟然同时是一个周末进城卖身，以至于身染性病的卖淫女（2月23日《南方周末》）。

　　天使与魔鬼的身份，实在难以对接。尤其是这样的旷世奇态，动因只是贫困；而这个由贫困酿发的怪象，竟然发生在经济发达的南方省份：不能不让人在激愤之余，继之以冷峻的思考。

　　23岁的乡村女教师，竟然有三个上学的弟弟，一个读大学，两个读高中，四个人都出生在国家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别说是一个父母贫病交加，债台高筑，只能靠工资极低而且不能按月足额领取的姐姐支撑的家庭，就是父母都拿公饷，怕也捉襟见肘，难以为继。要是她只有一个上学的弟弟，她也许就可以避免周末卖身的厄运。我们没有太多的理由，苛责受传统生育观点影响的父母；却有足够的理由，问责在国策宣传、技术支持和强制手段上失之无效的地方政府。许多穷困家庭，穷因就在陷入了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泥淖。虽然将贫困简单归咎于人口政策，失之偏颇；但因人口政策失误加剧了不少家庭的贫困，则无庸置疑。

　　她是一个教师，却只有300元的月薪；年满3年，也只能拿到700元的月薪。300元，与有些地方的最低生活保障金相差无几。就这样的月薪，她也曾连续几个月没有拿到。为人师表的教师，是应该在令人尊重的氛围中工作的，是要依靠来自学生的尊重，对学生施加教书育人的影响的。穷得每天只能吃五角钱的豆腐和五角钱的豆芽了，穷得在课堂里失声痛哭了，穷得学生自发地送米送菜了，最后穷得进城为娼了……如此毫无尊严可言的教师，还能办成什么样的教育？教师与公务员享受同样的待遇，这是有明文规定的。据说她所在的县很穷，但不知这个县公务员的月薪是否也只有区区的700元（甚至于300元）？不知这700元（甚至于300元）的月薪是否也会连续几个月领不到？更不知这样的县为何还要因建造博物馆、生态公园而要求教师捐助数百元？甚至于要求教师捐出一个月的工资填补紧缺的修路款？县财政之上还有市财政，市财政之上还有省财政，省财政之上还有中央财政，这笔酸楚的账，到底该记在哪级财政头上！

　　要是教育费用不是高得离谱，或对贫困学生能有更有效的扶助，她是不至于逼良为娼的；要是父母买车搞运输，借的不是高利贷，不必支付过重的管理费，出了车祸能有更好的保险，她家是不会背下重债的；要是农民也有大病救助，得了病的父亲就不会拖累全家，就不会因一个手术而将她逼到卖身的境地……一句话，为穷人留下的路太窄、太险、太艰难，这把乡村教师逼得卖身的怪事，也便难免令人心酸、心怵、心颤地发生了。最后的追问必然会集中到一个问题上：基尼系数都达到了0.45（2月24日《半月谈》），调节贫富差距的杠杆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要知道，实现社会公平的机制已经软弱到了这个地步，有些学者还在质疑怎么不提“效率优先”了；税务部门还在表态，现在还不是征收赠予税、遗产税的时候……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成为最重要的政策导向？！

　　乡村女教师持续3年多的卖身，显涉违法，但没有听到要施之以处罚的议论。其实，无论另一面是如何的天使，违法还是违法，即使在这违法的背后，有更大的诱因在。究竟是怎么的道德同情，让人们无视法律底线的存在？这令人想起雨果的《悲惨世界》，那“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的呼声，人们由此而无暇它顾，而这又何尝不是更沉重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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