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网记者 魏城

　　2005年9月12日 星期一

　　“减贫步伐放缓，贵州刚超过纳米比亚”；

　　“亚洲仍有六亿多赤贫人口，中国占1.73亿”；

　　“272万贫困人口环绕京津” ……

　　不要以为以上都是海外传媒刊登的对中国“吹毛求疵”的报道，其实，这都是最近中国官方网站在显著位置发表的新闻：第一条刊登在9月9日的“中国经济网 ”上，第二条在9 月8日的“新华网”上，第三条在8月18日的 “人民网”上。新闻中的结论和数据则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和亚洲开发银行的两份报告：《亚行２００５年关键指标》与《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公平地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有关报告并没有抹杀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例如，《亚行２００５年关键指标》指出，中国2003年赤贫人口数量比1990年减少了2.04亿人；又如，联合国的《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的原话是： “如果贵州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人类发展指数仅刚超过纳米比亚，但是如果把上海比作一个国家，其人类发展指数则与葡萄牙相当。”

　　中国官方媒体能及时地报道这些报告，并且在做标题时专门强调中国的不足之处，一方面反映了它们已意识到中国的减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它们开始能够客观、理性地正视中国的贫富悬殊和地区差距。

　　穷人缺“内需”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如今中国20%的最贫困人口收入份额只有 4.7%，而20%最富裕人口收入份额则高达50%。在2005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按基尼系数从低到高排序，中国在12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到第85位，已经与后面35个社会分化非常严重的国家的水平相接近，而在最后的35个国家中，有 32个是拉美和非洲国家。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贫富差距程度的指标。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也许更重要的是：贫富悬殊在中国不仅损害了社会公平，而且还拖累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近些年来，“扩大内需”是中国领导人讲话、政府文件和官方传媒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投资、出口和消费中，过去曾为中国“经济奇迹”立下汗马功劳的前两驾 “马车”，如今却因不同的原因而放慢了步伐：中央政府为过热的经济和房地产市场降温的种种举措，使投资有所减速，而人民币的升值和中外贸易摩擦的加剧，也给出口蒙上了一层阴影，而唯一真正能够为未来经济增长带来持续动力的最后一驾“马车 ”——消费，多年以来却一直“车疲马弱”。

　　据中国官方统计数字，自1978年至2004年的26年来，中国的投资增长速度保持在年均 13.2%的水平，但同期消费增长水平却一直低于投资水平，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速仅为8.6%。今年上半年中国消费增长为 13.2%，大约只相当于投资增长的一半。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消费不足的情况更为明显。比如美国国民消费对其 GDP的贡献率约为80%左右，而中国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自1990年以来持续下降，2004年已下降到42%的历史最低水平，这一状况并没有因为去年发生经济过热而改变，今年以来反而日趋严重。

　　那么，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国民经济急速上升、民众消费却持续下降的 “逆行现象”呢？难道海内外传媒有关中国“经济奇迹”、有关中国人财大气粗的报道都是虚假的吗？

　　中国近些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并非虚构，只不过并非消费驱动。

　　世界银行8月16日发布的《中国经济季报》称，在消费和投资都趋降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之所以还能保持9.5%的高增长，主要是因为高达500亿美元的贸易盈余对GDP名义增长率的贡献超过了40%。

　　某些中国人财大气粗，甚至挥金如土，也一点不假，只不过能如此大笔花钱只是少数人。

　　本文开头所提到的1.73亿中国赤贫人口，自然无法对“扩大内需”作出太大贡献：按照联合国的标准，赤贫人口的定义是人均收入每天不足１美元，温饱尚且成忧，何谈扩大消费？但即使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也难以承担起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任。

　　还是用中国官方统计数字说话吧。2004年，中国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净年收入只有2936元人民币，每月平均还不到245元，即使硬榨，恐怕也榨不出什么“内需”；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9422元人民币，看上去是农民的三倍多，但对大多数城镇家庭来说，住房、子女教育、医疗这三大块开支占据了他们收入的大部分，而这三部分开支又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城市的房价之高、增速之快，举世皆知，暂且不说，先说子女教育费和医药费。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指出，子女教育费用在居民总消费中排在第一位，超过养老和住房。上海社会科学院在上海徐汇区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子女教育支出占所有家庭花费的 22% —41%之间。而中国卫生部的一项最新调查发现，中国人均医疗费的年增长率远远超过人均年收入的增长，近四成国民由于担心医药费昂贵，生病根本不去医院。但遇到大病和绝症，不能不去医院，许多中低收入者便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一位中国学者说，中国的“教改”和 “医改”，是把教育、医疗这些涉及公民基本保障的公共产品也给 “市场化”了。

　　富人生“外需”

　　看来，中国经济的“内需”只有指望那些虽然占人口少数、但挥金如土的“大款”了。

　　然而，根据一些中国学者的说法，就是这些人也指望不上。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本月初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说：“高收入居民已经达到较高的消费满足程度，不可能将收入增长的主要部分用于消费。”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李志宁更悲观，他引用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话说，“如果把钱给了穷人，穷人们就会把它们花掉，从而扩大了总需求；如果把钱给了富人，富人就会把它们储蓄起来，从而降低了社会总需求。” 李志宁还补充了一句：中国的富人们可能会出国旅游，但那只是对 “外需”做了贡献。

　　海内外许多研究中国当代社会结构的学者都指出，与欧美那种中产阶级占社会主体的“纺锥形”社会结构不同，中国富豪在人口中的比例，与其巨大的经济、政治影响力极不相称，而赤贫阶层和勉强收支相抵的平民阶层人数庞大，中产阶级则过于弱小，这种社会结构不仅不利于社会稳定，也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在中国，官方和民间似乎都有很多人意识到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的负面影响。有的学者提出，自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逐渐把“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口号改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现在是重新改回来的时候了。还有很多人呼吁政府采取各种措施，缩小贫富差距。

　　然而，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呢？中国当然不能重吃大锅饭，再走“共同贫穷”的老路。在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前提下，通过政府的税收政策来调节贫富阶层的收入，自然是可行的减贫措施之一，因为欧美发达国家也是这么做的。

　　但在当今的中国，仅仅依靠税收上的劫富济贫无异于杯水车薪：在一个富人极少、穷人众多的社会，劫富济贫的结果只能是“穷人济不富，富人先劫穷”。如果中国长期迷恋和依赖如今这种在国际市场上出口低端产品、出卖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不去努力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如果中国继续放任或推动医疗、教育这些“公共产品”的完全“市场化”和“产业化 ”，那么，中国便很难培育出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很难改变富少穷多的社会结构，也很难真正转换为内需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拉美化”？

　　网上近来流传一幅热帖，标题叫《谁在抛弃中国？》。谁也说不清它的最早出处，谁也道不明它的作者姓名，只知道有无数的网站在转载它，热帖中有几段话，值得抄录于下——

　　“昨天在网易商业报道上看到一个贴子，内容是这样的：‘房改是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很好玩的一个贴子，却很真实的反映了我们改革的一个现实：中国的未来在哪里？我们要走向美国，还是变成下一个拉美？……

　　拉美与美国的差距在于，它没有形成良好的财富再生机制，套一句比较主流的话，它缺乏一种财富积累上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美国从来都是一个依靠国内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而中国空有12亿人口，却居然内需不足，不得不靠外贸来拉动经济增长，你说这不是咄咄怪事吗？……

　　中国用一种渐进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这里边姑且不说什么权钱交易，制度漏洞，不劳而获。没有一个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是干净的。但关键就在于，在积累完成以后，该怎么做？是继续听任贫富分化的发展呢？还是创造我们自己的现代社会，创造纺锥形的社会结构？”

　　作者邮箱：weicheng_ft@yahoo.co.uk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