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周以来，在沈阳某报的强势推动下，东北贫困农民刘某和其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儿的命运，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该报的报道称，刘某为了筹钱给女儿治病，向国内六大富豪发去求助信，希望他们能发发善心，该报将刘某所求助的六位富豪的名字悉数公布。此后，该报连篇累牍地跟踪这一事件。

　　很快，被求助的富豪开始有了反应。刚刚被媒体称为中国新首富的无锡尚德集团老板施正荣虽然身处国外，却通过其公司办公室主任表态，为刘家捐款2万元，另一位富人，国美公司老板黄光裕也表示要为刘某送去一个新年红包。耐人寻味的是，沈阳这家报纸在1月26日的跟踪报道里，对其他四位被求助的富人一一点明了其态度。

　　对于刘某父女以及和他们有着类似命运的无数不知名的困窘者，我表示深深的同情，对于沈阳那家媒体花大力气报道贫困者的困境，我也向其致敬。但就事论事来说，这场有关刘某父女命运和求助情况的报道，我认为与其说是一场救助动员，不如说是一场对富人的道德强制。

　　让我们先来看看该报的做法：先是推出刘某父女的求助信，并点名道姓地指出他们向谁求助，还煞有介事地拍个图片，称刘某在计算着求助信到达的时间。

　　第二步，该报进行“跟踪报道”，根据刘某求助的对象，一个个电话打过去，问对方有什么反应和打算，对于那些已经表示捐款的人，报纸给予突出报道，对于那些没有动静的人，则进行点名。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利用媒体的公共话语权优势和传播优势，给求助对象进行一种无声的威胁———媒体让无数人知道了某位富人被求助，公众又在媒体的引导下紧盯着这些被求助者———各种暗含的意思很明显：捐还是不捐，你看着办吧。

　　显然，求助对象只要不是傻瓜，都能感觉到这种媒体操控之下“求助”的真正意味———在众目睽睽之下和道德压力下，富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捐款的份，哪怕这种捐款是完全不乐意的。

　　这种社会心理在刘某父女求助的事件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们的内心认为，既然你是富人，那么现在出了刘某父女这种事情，你如果敢不捐款，不被唾沫淹死才怪！

　　正是在这种社会普遍仇富心理、媒体的刻意炒作和求助者本人的配合下，这场本很正常的求助行为，就演变为一场对富人群体明目张胆的“道德强制”———即以道德的名义和压力，逼迫富人掏钱。

　　分析刘某父女的案例，我也不由得思考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刘某父女愿意选择媒体作为求助帮手而没有通过其他正常的救助途径寻求帮助呢？

　　这是因为，我国慈善救助体系还远未发达到可以满足多数需要帮助者需求的地步。可以想象，如果刘某父女单纯向民政部门或者某些慈善性民间组织求助，甚至也悄无声息地向六个、六十个甚至更多富人发出求助信，其结果恐怕不一定会有现在那么好。说白了，如果没有媒体对富人的公开紧逼和追问，刘某父女恐怕不知道要等到哪一天才能得到有效救助。

　　对于刘某父女的求助行为，不管他们是以何种方式，向谁求助，我们都无权指责，但是，如果我们单纯责怪媒体也于事无补。

　　真正的办法是，这个社会应该尽快建立起一种完善的慈善机制，具体来说，应该以政府牵头，各类民间组织配合，同时通过最广泛的民众而不仅仅是少数富人的支持，建立起完善的捐款体系和救助体系，这种体系应该具有雄厚的资金基础、发达的信息体系、完备的监管机制，在这种体系的统一运作下，相当多的求助者能够得到及时而必需的救助。

　　惟如此，这个社会才可能避免那种一遇有求助情况，就借助媒体向富人进行道德强制的尴尬局面。

　　□陈杰人（北京媒体从业者）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