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梨树县农民刘福成，由于女儿刘帅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无钱救治，先后给施正荣、刘永行、黄光裕、陈天桥、鲁冠球、丁磊等富豪写信，希望他们能改变他躺在重症监护室的女儿的命运。

　　求助信将富豪们推到了前台，无形中给他们画上了一个道德的符号，此时，他们无论选择沉默还是捐款，都难以摆脱被动的局面。捐助，会被人认为是重压下的结果，可能被求助者争相效法，让富豪们面临接踵而至的困扰。不救助，面临着道德的审问。我注意到，在网络的跟帖中，有人因此称这种救助方式为“逼宫式”求助。

　　但是，这种求助却暴露出我们救济体系上的一些不足。当记者问刘福成，为什么给施正荣写信。刘福成的回答是：“报纸上说他是‘中国富豪’，还说他打算拿出一部分钱成立慈善基金。”

　　显然，刘福成据此认为，施正荣是能够救助他女儿的人。这恰恰是问题所在。当一个公民身处困境之中的时候，他为什么想到的不是民政部门，不是慈善机构，不是我们的救济体系而是富豪？

　　在目前情况下，我们的救济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依然在建立和完善之中，惠及的人群有限。据民政部公布的统计数字，截止到2000年底，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贫困人群只有400多万，覆盖面只有13%—25%。

　　导致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资金不足。一方面，社会救济经费的绝对值虽然有所增长，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一方面，在现有的救济制度下，经费一般采用市、区两级分级负担的方法，地方上常常根据财政情况的好坏来决定救助资金的多少，救济经费难以得到保障。

　　受经费限制，民政部门的救济工作无法高效展开，这大大削弱了民政部门的影响力，许多面临困难的群众，即使找到民政部门，他们也无能为力，以至于一些人逐渐失去了对民政部门的期望值，转而向亲朋好友或借助媒体的力量进行求助。

　　民间的捐助情况同样不能令人乐观。在西方国家，救济资金大部分来源于民间捐助。在美国，慈善捐赠数额约占全国GDP的7%-8%，这几乎是一个天文般的数字。而在中国，这个数字大约是0.05%，小得可怜。有统计显示，目前在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的企业中，99%的企业从未有过慈善捐助记录。这也是导致“为富不仁”之说一再被人提起的原因。

　　另外，在国外，各种慈善机构遍布全国，发挥着救济作用，但在我国，各种慈善活动主要由官方承办，民间慈善团体成长缓慢，作用有限。

　　世界银行发布的《1997年世界发展指数》指出：世界发展指数不再单纯以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衡量国家的贫富，而是把“人和减轻贫困放在第一位，并置于发展议程的中心位置”。不难看出，救济的重要性被提到了空前重要的位置。

　　救济制度将使弱能和贫困的群体能够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正是中国经济连续20多年保持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这是一条宝贵的经验。要让这一和谐的局面继续保持下去，就应该从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保障救济经费的落实，让民政部门充分发挥作用。其次，通过税收等制度设计，鼓励富人多捐助。其三，鼓励并规范民间慈善机构的发展。从而，构建起一个系统的救济体系，让每一位公民在孤苦无助的时候，都能得到物质上的救济和心灵上的慰藉。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