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4日我接到《纽约时报》记者Jim Yardley电话，希望能就怒江建坝争议当面采访我。我当时预料该报的报道将会倾向中国伪环保人士，拒绝了当面采访的要求，要求用电子邮件采访，以便我能更细致地回答这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并自己留下问答记录。12月7日该记者用电子邮件给我发来问题，我当天做了回答。该记者答复收到了我的回答，并说如果有进一步的问题再和我联系。12月26日，《纽约时报》登出该记者写的报道《对中国的“愤怒之河”寻找公共声音》（Seeking a Public Voice on China's 'Angry River'）。该报道单方面地报道于晓刚、汪永晨、马军等人反对怒江建坝的看法，把这些人的一些不实之词当成事实陈述（例如声称“怒江是中国仅剩的两条自由流淌的河流之一”），对反对反坝人士的报道只有一句“两位著名的学者访问怒江——行程由大坝开发者赞助——并通过攻击环保人士而吸引了公众广泛的关注。”（Two prominent scholars toured the Nu - on a trip sponsored by dam developers - and attracted wide public attention by attacking the environmentalists.）文中没有报道我的看法，也没有报道何祚庥院士的观点（据我所知该记者也采访了何院士）。现在把我与该记者的问答译成中文公布如下。

　　一、问：你是什么时候首次听说怒江争议的？为什么你会卷入进去？

　　答：在去年圣诞节海啸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发生了一场有关如何恰当地处理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的争论。一些“环保人士”（包括汪永晨女士，我猜你已采访了她）声称这次海啸是来自上苍的警告，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人类应该崇拜和畏惧大自然，并停止利用大自然。我觉得这种观点非常荒唐，写了几篇文章加以批评。在争论中，“环保人士”反复提及怒江建坝项目。他们说怒江是中国最后一条“原生态河流”（意指在其干流没有建坝，其生态状况保存良好），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保护并保存它。这是我首次听说有关怒江的争议。在3月份，汪女士和我碰巧在同一个下午给某个记者训练班做讲座。我的题目是关于如何在互联网上发现和揭露假新闻，她的题目是关于怒江的。她在讲座中出示了许多漂亮照片描绘怒江的原始状态和当地居民幸福和谐的生活。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很想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几天后，何祚庥院士通知我有个访问怒江的机会，并邀请我参加。我们在四月初访问了怒江，行程持续一周。因为我的教育背景（我学的是生物学专业），我主要关注怒江的生态情况。我非常震惊地看到怒江一带的生态和环境实际上已被毁灭，是由于已在那里生活了数百年的居民的过度利用造成的（砍伐森林、耕地、建路等等）。此外，在1990年代已在怒江上游（西藏境内）建了两座坝。因此所谓“原生态河流”不过是个谎言。我也非常震惊地了解并看到当地居民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人民币）。访问怒江之后，我在云南大学发表演讲，批评“环保人士”用谎言和虚假信息误导公众。我的演讲记录稿在网上广为传播。这就是为何我卷入了这场争端，并成为“环保人士”人身攻击的主要目标。

　　二、问：为什么你认为该大坝项目应该上马？

　　答：正如我在我的演讲和文章中已几次提到的，我并不是在促使该大坝项目上马。我并不是在支持该项目，而是反对用谎言和虚假信息反对该项目。我不是水坝专家，因此我对它没有什么见解。另外，我并不是说既然怒江的环境已遭到破坏，我们就不应该管它，就建个大坝得了。我只是说，如果我们决定要在那一带建水坝，环境损失并不像“环保人士”所声称的那么大。相反地，建坝很可能在某些方面保护那里的环境，例如，通过改变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而停止砍伐森林和耕地，并为保护当地的生态提供足够的资金。（我获悉，怒江当地政府穷到目前他们用于环保的预算每年只有2万元人民币！）

　　三、你对那些反坝环保人士和非政府组织的看法如何？

　　答：我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在关心中国的环境问题。他们的动机更多的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而不是环境。如果他们真正关心中国的环境，他们应该将精力集中放在最严重的环保问题上，即污染问题，而他们对此却很少关注。我也不能同意他们的极端环保观念。我相信环保运动应该建立在事实、科学和人本的基础上，而不是谎言、虚假信息、迷信和恐惧。我相信保护大自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人类，而不是保护大自然本身（像汪女士声称的那样）。我自己就是个环保人士。我写过许多篇文章呼吁保护中国的生态和生物多样性。

　　四、问：你对一些环保人士和学者在8月31日签署的公开信有何看法？在那封信中，

　　他们要求政府允许举行听证会，并公布最近环评报告的结果。

　　答：我将很乐于见到环评报告被公布，因为我相信这将会澄清关于该建坝项目的许多虚假信息和误解。不幸的是根据现有法律那是不可能的。中国现有法律规定有关国际河流的科研数据属于机密，而怒江是一条国际河流。据我所知，在该环评报告中，并没有什么秘密不敢让公众知道。该环评报告无法公示纯属法律原因。那些公开信签名者应该知道这个法律问题，因为他们中的有些人（例如蒋高明研究员）参与了环评，手中应该有该环评报告。如果他们真的想要环评报告被公示，他们应该首先要求政府修改法律才对。因为我相信他们的呼吁不过是一种伎俩，试图使局势复杂化，迷惑公众。事实上，曾经有过关于怒江项目的环评结果的听证会。该听证会于10月22日举行，由一个中立的机构《中国投资》杂志社（该杂志最近发表了几篇关于怒江项目的文章，其中有些是支持“环保人士”的）举办。一些参与环评的专家和10名“环保人士”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会议通过互联网直播。专家们答应回答有关环评的任何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公众了解环评的内容。但是“环保人士”抵制这次会议，他们一个都没去。他们不敢面对专家和公众。

　　五、问：既然中国在提倡法治，你是否认为应该允许公众对决定是否建这些大坝

　　发挥更大的作用？

　　答：是的。但是这不应该成为反对一个大坝项目的理由，否则，在中国成为民主国家之前，我们应该停止中国的任何建坝项目或其他任何项目。

　　六、问：你对建坝项目将会帮助怒江当地居民一事有何看法？有批评者争辩说该

　　项目不会减轻他们的贫困状态，你对此有何回应？

　　答：多数当地居民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我无法想像他们的生活会变得更贫困。如果他们能够如愿得到补偿（根据现在的法规，每人数万元人民币，与他们现在的年收入相比是个天文数字），以及建坝带来的工作机会，他们的生活肯定会变得更好。如果“环保人士”真正关心当地居民的福利，他们应该帮助确保当地居民将会得到政府所许诺的建坝带来的益处，而不是用当地居民的福利为借口反对建坝项目。据我所知，根据环评机构和“环保人士”做的民意调查，大多数当地居民都支持建坝，并相信他们的生活会因此得到改善。“环保人士”并不否认这一事实。他们声称当地居民被政府误导，现在他们正试图对当地居民进行“启蒙”。

　　七、问：根据法治观念，什么是政府和公民的正当关系。

　　答：这更像是个政治问题，我不认为它和话题有关。我相信中国应该变得更民主，但是我不认为我们应该为了这个目标而去牺牲一个建坝项目。

　　八、问：最近凤凰卫视播放了一个采访你的节目，你对它的印象如何？

　　答：这个节目没有准确地表达我的观点。事实上，它有几次故意对我的话断章取义。例如，它播出我说我不知道谁资助了我对怒江的考察，误导观众相信我在撒谎。我其实说的是，我在访问行程中并不知道也不关心谁资助了考察活动，但是回到北京后，因为有些“环保人士”和记者对此提出质疑，我就打听了一下，知道它是负责该项目的国家水电水利勘察设计总院资助的，我认为这很正常，因为该机构在以前也资助了某些“环保人士”考察怒江。此外，该节目将我刻画成一名科学主义者，虽然在访谈时，我明确表示我不相信科学主义。我相信的是，环保运动应该同时建立在科学和人本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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