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受关注的“聂树斌冤杀案”被媒体披露已近300天，目前有关部门的调查仍在进行，据当地官员称，之所以复查结果仍未有定论，是因为“(调查)难度太大了”。调查之所以进展缓慢，就在于要找齐这些原始刑侦记录非常困难(1月5日《南方周末》)。照此说法，此案要想水落石出恐怕尚需时日。

　　其实，“解铃还须系铃人”。假设当年真的有错，今天我们要对此进行纠正，就必须从当年的错误开始。

　　其中一个核心是关于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问题。所谓证明标准，简单地说就是司法人员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应达到的程度，即证据达到什么程度，方可作出结论。对此，我国现行刑诉法确立的原则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一直将这一表述理解成认识论上的“实事求是”和“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但是，这一近乎理想的标准固然十分“正确”，却是无视司法活动所要受到的一系列法律限制(如审理期限、证据规则等)。

　　参照国外的经验，刑事案件有罪判决一般采取的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也就是说，检控方对被告人有罪的证明并不需要达到“排除一切怀疑”，只需“合理的怀疑”。顾名思义，一项“合理的怀疑”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怀疑，亦即建立在逻辑推理过程之上的怀疑。这一标准是一种可以测量裁判者内心确信程度的“标准”，而不是那种虚无缥缈的理想“目标”。

　　就现有报道披露的细节来看，在本案中我们可以合理地提出哪些怀疑呢？这里简单列举两点：其一，虽然聂树斌作了有罪供述，但是口供毕竟只是证据的一种。强奸案通常须做精液鉴定，这是最起码的常识。如果当初没做鉴定，则聂案根本就没有关键证据，缺乏关键证据支持，所形成的证据链条自然是经不起推敲的。其二，自认“真凶”王书金能够准确地指认奸杀康某(聂案被害人)的现场，而且交待了作案的详细细节，如果不是其亲自所为，为何能记忆如此清晰？假设他是碰巧当时在现场目睹案件发生，那么也必定有某些细节是旁观者无法了解的，比如康某被掐两次的掐痕，王书金“撒的谎”是否符合当时案卷保存的证据？

　　一般来说，刑事错案不仅发生在审判阶段，侦查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有可能存在取证错误的情况，而取证错误是导致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但法院判决的根据是以法庭上出示的证据为载体表现的“法律真实”，也就是检察机关公诉时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成品”，如果侦查出现取证错误，辨别证据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乃法官之责任。所以，卷宗和判决书就是检验法院当年判决适当与否的首要依据。实际上，上述两点疑问，也完全可以通过查阅法院案件审理卷宗予以验证。

　　非要先从所谓的“源头”(侦查部门)入手，甚至要求找齐当年的刑侦记录，无非是希望重建案件的“绝对真相”，这等于又在走传统证明标准(客观真实)的老路。如果原始资料客观上难以搜集齐全，从而无法有效证明是否存在刑讯等非法取证行为，便据此推定本案并非“冤案”或无限期予以拖延，不管出于多么良好的动机，都是不负责任的。正确的做法是：不必过分纠缠于对刑讯等非法取证行为的调查，应首先以法院曾经审查过的证据为基础，一旦不能排除上述或类似的合理怀疑，就须用无罪推定的理念来为本案重新定性。至于刑讯逼供的查实以及相关责任人的追究，则可另作处理。

　　(作者系四川省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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