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省政协近日召开的“解决群众看病难问题”专题协商座谈会上，省卫生厅副厅长、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客座教授廖新波指出，在广东一些地方，“医院反哺政府”现象严重。某些地区，地方财政不但不能顾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还从医院的积累中提取资金做非医疗卫生经费；某经济欠发达地级市，政府财政不但不投入，还从人民医院提取500万元给政府公务员发工资；某经济发达市，从一家大医院提取1000万元用来发展经济。（《羊城晚报》1月4日）

　　显而易见，一个随意从医院里拿钱给公务员发工资和发展经济的政府，不可能重视公共卫生投入。目前我国公共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是1.6％—1.7％，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多数欠发达国家水平。在总体水平不高的情况下，被医院“反哺”的地方政府无疑是在公共卫生投入方面失职的政府，也是公共品供给不足、职能倒置的政府。

　　“反哺”的实质是报答。或许在要求医院“反哺”的政府官员看来，公共财政既然对医院有投入，医院就应该回报公共财政。这样。医院就名副其实成了政府下属的经营实体和赚钱机器。医院特别是公立医院负责人都是由政府委任的，面对政府伸来的手，当然不敢不“反哺”。但负责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医院一旦成了赚钱机器，对广大患者就是一场无法回避的灾难。

　　从“反哺”的关系中，我们不难发现医院高收费、乱收费的一个重要原因。政府和医院成了利益共同体，结成创收者和食利者的联盟，也就无法挺直腰杆监管，更无法维护患者的利益。

　　尽管世界各国财力各异，但可能世界上最穷的国家，政府也绝不会要求医院为公共财政做贡献。但这样破天荒的事情，却在中国大地发生了，且发生在经济发达的广东。这不由得令人担忧地进一步想到，医疗资源严重缺乏且财政窘迫的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这种状况会不会存在？同时，医院可以“反哺”政府，会不会有学校也承担了“反哺”重任？

　　医院也好，学校也好，凡“反哺”地方政府，都见证了当地公共财政的混乱和服务型政府的遥远。要让医院和学校成为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品，必须让公共财政真正公开、透明、公平运行。而要让公共财政规范运行，必须管住无视公众需求和政府基本职能而为所欲为的长官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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