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法院，没想到还能和家人见面，非常感谢……”被关押在佛山顺德区第一看守所的死刑犯周某，在临刑前见到家人时发出了这样的感言。据了解，这是广东“第一个”被允许在执行死刑前会见家属的死囚。（据1月3日《南方日报》）

　　当这样的新闻标注上“第一”的名号，总会让人有种莫名的感动。面对罪大恶极的死囚，司法机关表现出的人性关怀，让我们对司法文明有了更直接的体验。因此，允许死囚刑前会见家属，这是现代司法尊重人性、彰显文明的体现。但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我更关注“人性化”之外的实体价值。发掘这种价值，能防止少许人将“人性化”虚置化，从而有助于形成某种制度化的成果。

　　在过去，死刑犯和家属之间不允许见面，而由看守所工作人员传递信息。由于这种最后的交流非常困难，完全封闭的环境容易加大死刑犯的心理压力，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死刑犯自杀、他杀情况的发生。及时安排他们“刑前会见”，能有效缓解死刑犯的心理压力，减少刑前各种意外的发生，确保司法的正常运作，此乃其一。

　　其二，我们知道，一个错误的判决在经过一审、二审、复核审等层层关口、诸多环节之后，仍然可能“漏网”。而冤假错案一般都存在刑讯逼供等暴力追诉现象。此时，唯一表达真实案情的途径就是临死前向家人的倾诉。由此，死刑犯刑前会见亲属，客观上成为发现和揭露冤情、防止司法错杀的重要渠道。试想，在即将走上刑场的情境下，有谁能像亲属那样值得死刑犯信赖和哭慰呢？又有谁能像亲属那样关心死刑犯的真实案情呢？一旦亲属获知死刑犯的冤情，就会在监狱外想法设法诉诸法律，启动再审程序，从而将私人的传输渠道变成法律的救赎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司法错杀的几率。

　　除了以上的两点功利性分析，我甚至以为会见家属是被判死刑者的天然权利。何谓权利？这有太多的解释，而在我看来，最原本意义上的权利应是基于正当人性需求的自由。法律对于权利的认定只在于这种人性需求的正当性。我们知道，死刑犯也是人，也具有正当的人性需求，比如吃饭、睡觉，我们当然不能因为死刑犯罪大恶极而剥夺其吃饭睡觉的权利。同理，死刑犯在临刑前想见自己的父母、妻儿，交待一下后事，这是他们也是其亲属感情上的最后需要，是最基本的人性诉求。因此，只要这种会见不伤害到司法的正常运行，不有损于司法的公正，法律就应当给予认可。

　　遗憾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只是规定，“执行死刑后，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罪犯家属”。由于法律对于这一权利的告知义务、行使程序、会见的时间地点等都没有明确，带有极大的随意性，使得并非所有的死刑犯都知道法律上的这一权利并及时提出申请，而一些法院或是临刑前紧急安排会见，弱化了其发现冤屈的机制功能，或是嫌麻烦干脆不予安排。这就是为什么此类新闻总是被标注上“第一”的原因。

　　基于以上价值判断，我个人认为应当通过《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明文规定：死刑犯被执行死刑前有见家人“最后一面”的权利，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能阻碍和剥夺。在此基础上，由最高司法机关出台相应的实施办法，详细规定具体的操作规程。如若可行，必将使中国法治前进一大步，善莫大焉！

　　□傅达林 （陕西 法律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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